十八大的重大意義是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十八大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因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決當前面對的諸多社會矛盾。

到2010年前后，國家主義的思潮在某些場合變得相當強勢。于是，“中國向何處去”這個人們原來以為早已解決的問題重新被提出。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如果仔細觀察中國社會，我們會發(fā)現2011年這一年社會思潮發(fā)生了一些戲劇性的變化，最關鍵的是真理愈辯愈明。隨著靠強勢政府、海量投資驅動發(fā)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漸暴露出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樣的經濟發(fā)展是不可持續(xù)的，推進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在2011年以后，推進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出現了官民之間形成新的改革共識的可能性。

在這種條件下召開的十八大，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做出了正確的回答，這就是要繼續(x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

十八大閉幕以后，對于其意義，主流傳媒有各種解讀，但我覺得重要的是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在經濟改革方面，十八大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便“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顯然，只有全面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解決當前面對的諸多社會矛盾。

制定全面改革的總體規(guī)劃

宣布決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啟改革的第一步，問題還在于解決“改什么”和“怎么改”的問題，并且落實到制度的實際變革上。

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能不能落實，是決定中國的命運和未來的大事。怎樣落實十八大的決定？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輪改革的經驗來看，推進系統(tǒng)性改革要做三件事。第一，確定目標。80年代的時候叫作確定目標模式，現在的說法叫作“頂層設計”。第二，根據改革目標制定重點改革方案和改革的總體規(guī)劃。第三，沖破阻力，克服障礙，把各項改革落到實處。十八大已經明確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能夠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的、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

現在的任務，是走出第二步：制定全面改革的總體規(guī)劃。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今年“明確提出改革的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

目前對于改革是不是要做總體規(guī)劃，還是有不同意見的。例如有人認為，還是中國改革初期“摸著石頭過河”的老辦法最有效，不要由上面來規(guī)定，放手讓下面去做就行了。關于體制改革能不能設計、要不要設計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就曾經有過爭論。當時的一種說法是，改革跟過去國內革命戰(zhàn)爭一樣，要點是發(fā)揮地方和群眾的創(chuàng)造性，叫作“草鞋沒樣，邊打邊像”。但問題是，現代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巨大、復雜且十分精巧的系統(tǒng)，不可能“邊設計邊施工”，必須要有一個框架性的設計，否則各個子系統(tǒng)之間無法互聯(lián)對接和協(xié)同互動。

需要頂層設計和總體規(guī)劃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由于各基層、各單位在設計的時候往往從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慮，如果分頭設計，最終很難形成一個能夠良性互動的體系。所以需要一個超脫于局部利益的高層權威機構，在基層創(chuàng)新的支持之下進行由上到下的規(guī)劃，并監(jiān)督這個規(guī)劃的執(zhí)行。還有一種疑慮，是擔心這種從上到下的改革設計，是否會抑制從下到上的創(chuàng)新。我想這種擔心應當引起充分注意。頂層設計和基層創(chuàng)新這兩件事應當結合起來進行。中央直接掌握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guī)劃，必須充分傾聽民眾的改革訴求和改革創(chuàng)意，也要從地方政府的主動探索中得到啟發(fā)和取得經驗。

比如，上海為克服營業(yè)稅重復征收的問題而進行的營業(yè)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改革，在上海試點后不久就得到許多城市的響應和中央財稅部門的支持，在更大范圍推廣開來。還有從廣東開始的民間組織無主管登記、簡化工商登記、清理行政審批等改革，也是基層創(chuàng)新納入全國性規(guī)劃的范例。

設計好總體方案固然不易，實施總體方案更是一場硬仗。全面深化改革會遇到種種困難和障礙，我們必須以極大的勇氣和智慧來克服這些困難和障礙，把改革推向前進。這關系到所有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們大家都要支持和推動具有改革理念和追求的領導者把改革進行下去，并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