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全面改革的行動規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敬璉
經過近3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今后還能否維持較高的增速？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或者說支撐因素何在？這是近幾年來全球都在關注的問題。從今年（2013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金融市場的波動來看，這個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憂慮和討論。新一屆政府應該采取怎樣的配套改革措施，保持增長并兼顧公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傳統增長方式已經走到盡頭
什么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每一位經濟學家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有一個自己的理論框架，因此對動力的定義就不一樣。對相關的問題，比如說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未來我們依靠哪些紅利來支撐經濟增長等，都會有自己的一套解釋。
多數人習慣于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經濟分析框架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他們認為，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是“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我認為這個框架是不對的。在我看來，依靠強勢政府、海量投資保持高速增長的做法早已走到了盡頭，投入增長得很多，保增長的成效卻愈來愈差。
早在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中國經濟增速已進入下行通道。2009年靠4萬億元投資和10萬億元貸款把GDP增長率拉升到8%以上，只維持了一年就再度下降。去年（2012年）5月以后各地大上城建項目，大稿“造城運動”，GDP增長速度在第四季度提高了0.9個百分點，到今年一季度又重新下降，但為此投入的資金卻大量增加。開始的時候沒有在銀行信貸上表現出來，而是在銀行的表外業務、影子銀行、城投債的發行等社會融資增長上表現出來，使資產負債表中的杠桿率（負債率）不斷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這種信用擴張似乎已經傳導到貨幣流通量上了。
我擔心，如果出現宏觀經濟環境惡化的情況，會給系統性改革帶來困難。
解決雙重體制并存問題
要看清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動力、方向和路徑，就需要回溯中國經濟發展至今日之由來。
從20世紀后期開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了一種好事和壞事都十分突出的 “兩頭冒尖”現象。1992年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啟動了新一輪經濟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50條”）的行動綱領。從1994年開始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按照這個行動綱領展開的全面的經濟改革，使中國能夠在20世紀末期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來。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促使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間創新和創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過去農民搞一點自留地被叫作“資本主義尾巴”，“跑單幫”做點小買賣被叫作“投機倒把”，是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創新才能發揮的余地？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縛解開了。現在中國有3000多萬家民營企業，這是多么大的創造力量！
其次，市場化打破了城鄉隔絕的舊格局，使原來低效利用的生產資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勞動，這兩個重要的生產要素在舊體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動的。市場化改革把這種束縛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來低效利用的農用土地和荒地成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業用地，效率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積比愛爾蘭全部國土的面積還大。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有兩億多人，生產效率有了明顯的提高。
第三，改革開放以后，一方面，資本大量投入；另一方面，資本的利用效率不斷提高。
第四，在開放中，我們用一種被動學習的方式，提高了技術水平。
在市場化進程中，這些要素各自的利用效率都得到了提高，而且，全要素生產率也大幅提高。換言之，與改革開放前相比，效率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增大了。
上面這些因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增添了極大的動力，使我們能夠保持30多年年均近10%的經濟增長，使得我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減少貧困人口上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改革開放的推進,使得我們朝向實現好幾代中國人建設富裕、民主、文明中國的夢想前進了一大步。
但是，無論怎么說，中國這30年主要依靠的還是投資增長。所以，到了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中央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就是說要越來越少地依靠增加投資，而更多依靠提高效率。
因為“九五”計劃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后全面推動改革的情況下實施的，應該說其在效率提高方面是有進步的。“十五”以后，一方面，改革放慢了，特別是在與政府和國有經濟相關的領域，遇到了很大阻力。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通過改革來消除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體制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去完善。另一方面，原來一些使得資源能夠更有效利用的因素逐漸消退了。一是指人口紅利消退，一是指提高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的空間變窄了。這是因為，對外開放早期，中國的技術水平迅速提高，隨著中國的一般技術水平跟發達國家接近，這種通過學習而非自主創新的方式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就變窄了。
到了“十一五”末期，這些問題表現得越來越突出和嚴重，中國政府便要求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可是，碰到了體制性障礙，在改革上未能取得很大的進步。所以，應該說“十五”計劃、“十一五”規劃完成得不好，“十二五”加快了轉變方式的進度，但還是跟原來的預想有很大差距。
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兩頭冒尖”等矛盾現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市場開始在一些領域的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因此生產力獲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還沒有完全實現，舊的命令式經濟體制的遺產還大量存在，政府和國有經濟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的強力干預和管控，妨礙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體制缺陷的存在，導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兩個突出的問題。第一，由于體制性障礙，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型變得步履維艱，導致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等問題變得日益嚴重，這不但使增長難于持續，而且有可能引發社會危機。第二，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和控制的加強，使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得以強化，貧富差距拉大。
這種雙重體制有兩種可能的發展前途：一種是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舊體制的遺產，建立一個在法治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另一種則是強化政府對經濟社會的管控，在強勢政府的主導下用海量投資支持GDP的高速增長。后一種做法盡管從中長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續，但在短時期的確造成了能夠振興中國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國模式”。尤其是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后，有的發達國家政府對一些可能引起系統性危機的企業采取了暫時收歸國有的辦法，防止引起整個經濟體系的崩潰。這本是經濟穩定后就會退出的臨時做法，但一些人卻借機宣傳：連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像美國，都開始學“中國模式”了！
根據過去20年的經驗，要使得經濟增長模式真正得到改變，即從主要依靠投資變成主要依靠提高效率，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規則基礎上的競爭性市場體系，或者叫法治基礎上的競爭性市場體系。只有這樣，效率才能提高，發展才可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