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西方發現歷史
馬勇
中國文明原本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不會排外。因為中國文明如果具有排外的因子，那么所謂的中國文明至今應該還在黃河中下游某一個地方徘徊。從歷史主義觀點看，中國文明具有不可思議的包容性，一切異質文明因子都會被中國文明接納、重組與吸收，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漸漸成為不可須臾再離開的組成部分。這就是中國文明的固有本性。
但是到了近代，中國問題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國文明曾經在歷史上包容、吸納了本土的異質文明因子，比如周邊族群的“胡文明因素”，也曾接納域外文明印度佛教。更厲害的是，經過八百年磨合， 到了唐末宋初，原本純粹的印度佛教文明，竟然完成了“中國化”改造，竟然衍生出一個“中國佛教”， 竟然有一個與印度佛教關聯并不太大的禪宗。凡此，都是中國文明的奇跡，也是中國文明不會排外的證明。
中國文明排外還是后來的事情，與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明也沒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們回望過去兩千年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可以看到中西之間的交往，可能遠大于我們后來的想象。秦漢帝國已經與西方往來，后來的絲綢之路實際上已經到了純粹西方的邊緣地帶。至于元朝，盡管與唐朝一樣，并不是一個純粹的中原王朝，但在中國的歷史序列中，我們并不會排斥元朝，甚至以為元朝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元朝的征戰固然給東西方帶來一些災難，但中西文明在那個時代確實出現過一次為時不短的正面接觸。
那么，中國文明究竟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讓我們面對西方的時候有一種被欺凌受傷害的感覺呢？
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歷史課題。大致上說，應該歸咎于滿族人的統治。滿族人入主中原的時候，畢竟面臨著漢化、西化雙重壓力，滿漢之間的心里糾結幾乎始終困擾著滿漢這兩個大的族群。清朝在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內部原因而沒有延續明朝中晚期與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歷史。
而清朝的早中期，也就是17 世紀、18 世紀的時候，正是人類歷史發生突飛猛進變化的時期，中國在滿族人的統治下閉關鎖國斷斷續續不過一百多年，當中國再度面對西方的時候，此時的西方已經不是原來的西方了，中國與西方從原來的異質文明變成了兩個時代的文明。中國文明還是一個純正的農業文明形態，而西方文明已經在這兩個世紀變成了工業的、商業的，也即近代的文明。
兩個時代的異質文明并不構成交往的滯礙，中國如果在那個時候——準確地說在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時候——打開國門，開放市場，中國肯定會經過一場陣痛，但中國必然會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增加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一定能夠像幾百年前接納印度佛教文明一樣，重建一個新的文明形態。
然而，歷史沒有辦法復盤。聰明絕頂的乾隆大帝就是不愿接納西方，不同意與西方——其實那時也就是英國——構建一個與“朝貢貿易體制”不一樣的近代國家關系，不同意讓“紅毛番”進駐北京，不愿意與西洋人同城。
乾隆大帝的失誤不是使中國繼續自外于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國問題越到后來越復雜。中西之間不能構建和平的近代國家關系并不意味著中國重回銅墻鐵壁的桃花源，中國事實上始終就沒有完全中止與西方的貿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終存在，非法的貿易更是朝野通知，甚至自得其樂，自以為聰明。
非法貿易讓中國錯過了和平轉型的機會，中國沒有辦法接續明代中晚期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走上一個新的時代，更沒有辦法完成產業轉型、市場開發，沒有辦法打破“四民社會”，重組社會結構。
中國在被動中日趨被動，特別是貿易失衡之后的鴉片貿易，不僅將人工營造的“康乾盛世”打回原形，而且使中國人在那個時候漸漸有了一種被欺凌的感受。如果我們仔細體會林則徐1839 年的言論，就應該承認林則徐的廣東之行并不是魯莽，也不是不懂貿易規則，不懂世界，而是一種忍無可忍的抗爭。
林則徐的廣東之行如果以勝利結束，相信中國或許能夠從頭開始，接納西方，重構中西關系。或者，林則徐如果能像蔣廷黻的另外一種設想，徹底被打敗，一敗涂地，中國在那個時候或許就會猛醒，就會變革，就像二十年之后中國所走的路。無奈，中國在經歷了兩年斷斷續續的戰爭后，簽署了一個《南京條約》，五口通商，中國又回到寧靜的農業文明形態中去了。
到了1860 年，中國再一次被英法打敗，中國與英法美俄等大國相繼簽署了《北京條約》，中國終于醒悟，終于邁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國人的活力，中國文明的接納力量，都是不可思議的強大，短短幾十年時間，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果從1911 年回望1860 年，中國的變化就是不可思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政治架構，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但中國的天，中國的地，都與幾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國從傳統走到了現代，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已經接納了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一個全新的中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那時的中國人終于實現了世界各族 以平等身份待我的夢想。
直至此時，中國人的歷史敘事還沒有那么多的抱怨，沒有怨婦式的嘮叨，即便再過十幾年，到了五四前后，我們去讀陳獨秀、胡適、梁漱溟左中右各派學者的論述，他們在回望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的歷史時并沒有抱怨西方，并不認為外部因素阻礙了中國的進步。
然而不幸的是，20 世紀全球范圍的民族主義思潮在那個時代深刻影響了中國，此后的中國漸漸地改變了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敘述。被侵略、被欺凌的話語漸漸成為近代中國敘事的主流，中國人的心理漸漸被蒙上了一道從來沒有過的陰影。
中國文明是一個包容的體系，一百多年的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文明的大度。近代中國的歷史敘事不應該讓歷史虛無主義繼續籠罩，我們應該更多地參照近代西方的歷史敘事，重構或者說修正、補充我們過往的歷史敘事。
正是在這種心情支配下，我饒有興趣地翻閱了這部《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這部取材于《倫敦新聞畫報》的大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不一樣的觀察視角，提供了中國留存文獻中漏記誤記的內容，使我們知道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還有許多我們不知道的故事，還可以這樣去論述去討論。
二十多年前，近代中國史學界受益于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打破了“歐洲中心論”、“沖擊—反應”、“傳統—現代”模式，開始從中國自身尋找歷史發展的因素。今天，我們應該注意“在西方發現歷史”，應該從西方的記錄中尋找近代中國發展變化的另一種記錄。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竭誠向各位推薦沈弘先生用數年時間精心編譯的這部巨著。
馬勇，2013 年11 月16 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