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傷的波蘭

東歐的大巴或火車，常在樹林、灌木、田野中穿行，沿途滿眼綠色。最多的樹，當是妙曼傷感的白樺樹，那是我最喜歡的樹。常常覺得自己是個太過堅硬的人，對白樺樹的喜愛，或許說明了隱藏在深處的一絲柔軟？

茂密的白樺林像是貼著火車而過，而一望無際的田野延綿而去，我像進入年輕時讀過的那些俄羅斯小說，或喜歡過的那些俄羅斯油畫……耳邊也不時響起那首俄羅斯歌曲：《田野》。悠長、沉穩、傷感，因為無盡。

盡管波蘭姑娘是美麗的，東歐大多數姑娘都是美麗的，所以眼下國際T 臺上，走著一個又一個東歐模特。但波蘭之行卻是傷感之行。是因為憂郁的白樺林和無際的田野，還是因為他們所受的苦難太多？

波蘭人大多有一雙灰藍色的眼睛，沉靜地打量著這個世界，眼睛的深處卻藏著遙遠的憂傷。是啊，想想波蘭的歷史，就能明白他們為什么有這樣一雙眼睛。

再想想我們的歷史，又比波蘭幸運多少？

但憂傷和憂傷不同。我們的憂傷似乎是一觸即發、雷霆萬鈞的，不用很多筆墨就能明白。而他們的憂傷卻是內斂的，倒顯得更為一言難盡。

同樣是有著悠久歷史文化……不用問為什么我們變得如此淺顯易懂，問一九四九年嗎？

波蘭同樣有得可問。

答案很多，有一個答案不用翻譯，請看這匹馬。

開始我也不明白，這么漂亮的馬車和箱子是干嗎使的，問了人才知道，它是用來運送垃圾的。用這么漂亮的馬車運送垃圾，在咱們這里真是匪夷所思，公交車還沒這個水平呢。同樣是“老社”，可是方方面面顯示出不可比的懸殊，可見不完全是“主義”的問題，大概還有“底子” 的問題。我不想繼續的長篇，就是關于“底子”的問題。

在華沙，因為理發認識了一位好心人。理發員問我想理什么發式，我說剪短即可。可理發員不懂英語，恰巧這位好心人也在理發，便主動幫我翻譯，并告訴我應該付多少小費——比美國便宜太多。之后，她又留了下來，說，也許還有什么需要她幫助的地方。這就是Agnieszka Zebrowska。

理完發后，我請她去喝咖啡，我們聊得很投契，很多方面觀點相近。喝完咖啡，她帶我去了老城區。

那是一塊讓人感念雜生的地區。

照片上蘇軍戰士紀念碑拐向右后方的那條街，一直保持著二戰中的破壞狀態。也是電影《鋼琴家》拍攝的原址——貨真價實，不用花錢現搭場景了。

街角上那棟每個窗上都封著紅色木板的房子，是二戰時被焚燒過的遺址，但街里的情況更為糟糕。我們順著這條街、一棟又一棟殘破的樓走下去，棟棟還是剛剛火燒火燎過的樣子，比之街角那棟由政府特意保留下來的樣本，毀壞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Agnieszka Zebrowska說，政府只愿花錢修理那些主要的、標志性的大道，那是修給國際以及旅游者看的，而這里，二戰后直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沒有翻修過一磚一瓦。過去的老住戶還住在這里，再有就是那些窮藝術家，因為這里的房租便宜。我說，如果是我，我也會在這兒租房子，這些樓雖然殘破，但品位很高，仔細看，還能看出那些建筑上未被毀盡的精致細節。她說她也喜歡這里，她家就距這里不遠……

我們至今還通信，最近她又在維爾紐斯找到一份工作，算是高管，一再請我過去。

可行走在旅途上的人，很少再次光顧同一個地方。如果能“返回”，也就能老老實實待在家里了。

在一棟藝術家集中住宿的樓前拱形通道上，她指給我看藝術家們糊墻的舊報紙，那應該算是他們的行為藝術。其中一張報紙上印有“列寧同志”，頭上被人打了一個大叉。可惜我用的是傻瓜相機，而報紙已經十分陳舊，沒能拍出好效果。 

我們面對那張老報紙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她沒有談及列寧的梅毒，也沒有談及列寧帶著德意志帝國的大量錢財，去完成德意志帝國顛覆俄羅斯帝國的使命……至于后來怎么又變成共產主義者，內中緣由一定十分滑稽。仔細想想，真有太多的滑稽。

而面對蘇軍戰士紀念碑，我和她的感情都有些復雜，她能不想起卡廷事件嗎，且不說蘇聯政府對波蘭的其他罪行？可英雄主義是沒有國界的，既不姓共也不姓資，既不姓蘇也不姓波，作為戰士，蘇軍在二戰中既為蘇聯也為世界做出的英勇、壯烈犧牲，永遠值得我們追念，盡管在占領柏林后的行為（包括在波蘭、在我們東北），和日寇差不離……可我禁不住還是把紀念碑四周蘇軍戰士的雕塑拍下來。有道是男兒有淚不輕彈，我怎么眼中竟含了欲滴不滴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