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小時候在學校不好好讀書，膽子大，凈干些讓父母擔驚受怕的事，比如在海關宿舍兩棟離得很近的樓房屋頂上，他找來一塊兩端剛夠壓住樓頂的木板，拿根繩子把自己吊在木板上，蕩秋千，那木板在他快樂的蕩悠中，不住地跳動著，眼看一端就要滑下屋頂，他卻渾然不覺。母親發現，幾乎暈倒，鄰居們幫助制止，父親下班回來聽說，再加上學業荒疏，訓斥他他還梗脖子，氣得將他抓過去打屁股。大哥在學校里常常“抱打不平”，惹出事端，學校礙于父親海關有職務，不好公開出布告將大哥開除，就通知父親，將他“默退”。大約是我四歲的時候，有次大哥在吃飯時，父親訓斥他，他頂撞，父親氣憤中把一碗面拋到地上，大聲吼：“你給我滾！”大哥立刻站起來，晃晃肩膀，沖出門去，母親追出去，大聲呼喚，哪里喚得回來，父親也以為他過幾天會自己回來，卻從此不知蹤影。過了半年多，有天母親忽然高興得流淚，原來大哥給家里寫來了信，說他在北京，為美國調停國共兩黨軍事活動的派出機構工作，他會一點英文，派上了用場，父親下班回家，母親柔和地報告了大哥的來信，父親沒有再生大哥的氣，看了信，微微點頭，說了句：“只怕還有夸張。”確實有夸張，我稍大后，二哥告訴我，大哥那兩年在中美聯合組成的“軍調處”，其實只是個跟著別人去采購食堂原料的“小炊撥兒”（北京話，意為讓人指使干雜活的角色）。角色雖小，但活動的空間卻非常壯麗，那就是北京飯店。大哥跟二哥講起，那時候北京飯店里經常有舞會，他也可以參加，在舞會上別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那時他才二十歲出頭，身材勻稱，相貌英俊，從襯衫里顯現出陽剛的肌肉線條，據說有次參加舞會的大明星美女白光，非常喜歡他，一連約他跳了六支舞曲，讓那天舞會上的其他男士嫉妒得眼睛出火，白光一再贊揚他是“好小弟”……

1959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了《青春之歌》，里面利用真實的廳堂展現了1934年左右的北京飯店，在《風流寡婦》的圓舞曲旋律中，紳士淑女翩翩起舞，當然那是作為反面場景，來襯托主人公革命女青年林道靜“出于污泥而不染”，不過我看那一片段時，還是很艷羨那樣的華麗生活。1962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又拍攝了《停戰以后》，里面有更多北京飯店的場景，不僅有廳堂，也有客房走廊和客房內景，其中很多鏡頭也是實景拍攝。1903年建成的北京飯店，最初是兩個法國人的資本，后來有中國民族資本家的資本加入，在收歸公有之前，是個中法股份有限公司在經營，它的建筑風格和內部裝修，有濃厚的法國風味。到1962年的時候它的面貌沒有什么大的改變，因此用來拍攝在里面發生的歷史故事，是很便當的。《停戰以后》里面有個女翻譯的角色，由著名電影演員秦怡的妹妹秦文扮演，她似乎沒有姐姐那么美麗，但演技不錯；據說她扮演的那個角色的原型，就是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46年到1947年的“軍調處”就設在北京飯店里面，那確實曾經是王光美重要的人生舞臺。多年以后，王光美被打倒被侮辱投入監獄，大哥偷偷告訴我，他在“軍調處”當小跟班時，曾見到過號稱輔仁大學校花的王光美，感嘆人生真是詭譎莫測。大哥在內戰爆發后開了小差，跑到南方，后來參加了解放軍，1960年他從海南島駐地請探親假回北京，一個人悄悄跑進北京飯店，當然是由懷舊情緒支配，那時北京飯店是不能隨便進去的，一般市民或外地人也很少有人嘗試進入，可能大哥穿一身軍裝，又善于應對，居然放他進去了。他出來以后，心情不好，因為他發現，那里面的舞廳，依舊舞曲縈回、舞影翩翩，只不過曲子多了蘇聯風味的，男士西服革履的不多，女士穿連衣裙的不少，但也有穿旗袍燙卷發的，據說是上級指示，準許少數女子保持舞女職業，以備首長和外賓之需。大哥覺得所看見的場面與參軍后受的教育相悖，又不能公開議論，只能私下與小他兩歲的二哥傾訴苦悶，這是后來二哥見我懂事了，才轉述給我的。北京飯店這個空間，就這樣給予過我大哥難以理抹清楚的心靈刺激。

盡管多次內部改裝修飾，老北京飯店的樓體始終存在。1959年在它西邊修造了一座新樓，跟它聯通，新樓底層有華美寬敞的宴會廳，現在仍是京城許多重要政治活動或體面的商業活動的使用空間。老北京飯店的東邊原來是鐵道部的辦公樓，1974年拆除，建造了更新的一座線條簡捷的具有現代化設施的店樓，也與最早的店樓連通。但改革開放以前，新老三座連通的店樓都是平頭百姓不能隨便進去的，除非你當了全國勞動模范，把你安排為代表、委員什么的，在某個會議召開期間，才讓你住進去。1974年建成的新店樓，安裝了紅外線遙控的自動扉，那時候成為京城市民茶余飯后的一個話題，啊呀，先進得不得了啊，人剛走過去，它就蔫不嘰地自動打開，你走過去沒幾步，它又蔫不嘰地自動合上，神仙門啊！什么時候咱也穿過它一趟啊！表達向往者多半就會遭到奚落：美得你！你是哪棵蔥？哪輪得到你享受那神仙門的樂子！如今到處是自動扉，有幾個人還記得三十多年前的這些心態與話語？

我在改革開放以前沒有進入過北京飯店。但是1975年的時候，得到過一次邀請，差點兒去穿越那先進的自動扉。

1968年的時候，我任教的那所中學進駐了軍宣隊（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他們負責組織學校里的“斗、批、改”，我因為1964年曾經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過一篇《京劇不適宜表現最當前的現實生活》的文章，里面還提出不應該在現代戲里取消小生小嗓、旦角水袖等傳統行當，有“反對革命樣板戲”“反江青”的罪名籠罩頭上，因此灰頭土臉、夾著尾巴做人，哪敢主動接近軍宣隊，但那軍宣隊的指導員和一位戰士，卻主動來跟我接近，我把自己的“問題”坦白給他們，沒想到，指導員在我單身宿舍里私下跟我說：“老戲也有好的，我就最愛看《楊八姐游春》！”讓我心頭輕松了許多。那戰士姓周，他也常到我宿舍來聊天，跟我開許多玩笑。有天小周來我宿舍一反常態，愁眉苦臉，原來他父親病重，想到北京來看病，但那時一個農民進北京城，住店和到醫院看病，都必須要有省里革命委員會開具的介紹信才行，何況看病和住店都得花錢，困難呀！我就跟小周說，你父親來了北京，可以就住我這間屋子、睡我這張床，我北京有個姐姐，她家離這學校也不算太遠，我就每天在她那里住，白天來學校參加“斗、批、改”好了；另外，我沒成家，工資一個人用不完，也有點小積蓄，幫補你父親一些醫藥費并不影響我的生活。只是，那省里的介紹信，你怎么才能開出來呢？討論中，指導員也來我宿舍，聽說了，就給他出主意，說你們省里革委會，正好有我戰友在那里負責站崗，我給你帶上封信，兵幫兵，一家親，你就一定把那介紹信開下來，你爹的病得抓緊治！三人議定，小周當夜就趕回家，沒兩天帶來他父親，安頓在我的宿舍里，又到協和醫院看了病，確診是化膿性肋膜炎，加緊治療不提。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學校里有人正式在大會上質問：“為什么猖狂反對江青的劉心武還沒有揪出來？”一派群眾組織貼出了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又在校門外墻上刷出每個字使用一整張大字報紙的大標語“劉心武猖狂反對江青同志罪該萬死！”那天下午就要將我掛牌子戴高帽批斗，但下午廣播里宣布又有新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社論發表，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學校的革命師生照例要敲鑼打鼓上街游行歡呼，我那個下午就混過去了。第二天一早軍宣隊通知那派要揪斗我的群眾組織：“劉心武那篇文章夠不上現行反革命，不同意你們揪斗。”軍宣隊將我保下，是那時西城區領導所有中學運動的總部（設在航空胡同民國時期的航空署，一座中西合璧的樓房里）作出的決定，但我覺得我們學校的軍宣隊小分隊的指導員，包括小周與其他成員，替我說了好話，一定起著不小的作用。

軍宣隊成員實行輪換，1974年的時候，指導員和小周早已回到原部隊，而小周他們那個連，恰好就分配到新建成的北京飯店值勤，他們離開我任教的那所中學以后，我們一直還保持著聯系。小周有天見到我，就邀我跟著他到北京飯店新樓參觀，他說我跟在他身后，別出聲就行，保我能享受自動扉之樂，還能進沒住人的客房開眼界，知道什么是中央空調，當然更可以看到那時一般單位和家庭都很稀罕的彩色電視……他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我沒有應約而去，我這人膽小，不愿冒險去品嘗非分的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