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是德國的馬漢茂，這是他的漢名，他那時是西德波鴻大學的教授，熱衷于把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新的文學作品介紹到德國，他本人動手翻譯的作品不多，但他善于聯絡中國作家、德國漢學家、出版社、傳媒，也就是組織能力特別強，許多中國作家的作品被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里面都有他的功勞，他還能設法找到一些機構贊助，邀請安排中國作家訪問西德。我的若干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如意》等，就都是他組織翻譯出版的，1984年又幫我找到邀請方，提供機票和費用到西德訪問，那幾年里我們聯絡比較頻繁。大約在1985年，他又來中國，住北京飯店，約我去會面，我去了，他在大堂等我，匯合后，他想到商品部買東西，我陪他去，他要了商品，掏出錢包付人民幣，售貨員不收，他就抗議：“這是你們國家發行的貨幣，為什么你不收？”售貨員很尷尬，但瞄見他錢包里有外幣兌換券，就微笑著說：“您不是有能用的錢嗎？您付那個就行。”馬漢茂偏要付人民幣，那售貨員堅持原則不收，僵在了那里。現在的80后、90后可能已經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外幣兌換券了，那時候外國人到了中國，必須先拿外幣在指定的兌換點兌換成特殊樣式的外幣兌換券，拿那券買東西；而中國人用人民幣，也買不到若干必須用外幣兌換券才能買的商品，也未必是進口貨，那時有若干專門制造出來的國貨，只供應外國人，或持有外幣兌換券的中國人。那時候更有一種僑匯券，就是你家在國外的親友給你寄來外幣，國家一律讓你按匯率領取人民幣，但按寄來的幣值發放你一定數量的僑匯券，你可以到專門的商店，尋找你喜歡的商品，那些商品往往是其他一般商店里沒有的，那商品標簽上會寫出，需要幾張僑匯券，同時需要付多少人民幣。那時各個涉外飯店的商品部都只收外幣兌換券，在建國門外，更有專門的友誼商店，只接待持有外國護照的顧客，里面只流通外幣兌換券，而專賣僑匯券商品的店鋪又另在別處，我記得崇文門內大街上就有一家。且說馬漢茂那天非要拿人民幣在北京飯店購買商品，弄得售貨員哭笑不得，我在一旁，心里很不是滋味。后來是馬漢茂嘟嘟噥噥，滿臉不高興，終于從錢包里抽出一張外幣兌換券，買下了那件物品。馬漢茂后來患憂郁癥在德國跳樓自殺。這件事已過去二十幾年，那時候中國政府缺少外幣，所以有那樣嚴厲的外匯管制，集腋成裘，現在呢，從美國到一些歐洲國家，全都欠中國政府錢，中國政府擁有的外匯儲備之多，報出那數字令人暈眩。世道變化之大，令人長嘆。現在用人民幣在北京飯店消費絕無問題，無論你是哪國人。而停用的外幣兌換券和僑匯券，已經成為收藏市場的熱門貨，價格一路飆升。
還想起一個人，就是韓素音。她生于1917年，現在該有九十四五歲了。她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比利時人，很早就取得英國國籍，幾十年前就定居瑞士洛桑，她最后一任丈夫是印度人，她的著作在許多西方國家出版，我記得其中一本是首先在南美阿根廷一家出版社印制發行的。認識她，我是在葉君健先生家里，一般人多只記得葉君健是個兒童文學作家，譯有丹麥安徒生童話全集，而不清楚他一度曾算得上是一個英國作家，屬于上世紀四十年代英國文學精英圈——索爾茲伯里群星——里面的一員，那其中包括影響極大的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葉君健那時候用英語和世界語寫出的長篇小說頗獲好評，就文學資歷而言，韓素音出道比葉君健晚，他們是在英國相識的，后來一直保持著聯系。我在葉老家里認識韓素音以后，她偶爾也會單獨約我會面，大約也是1985年，她又來北京，因為讀了我的中篇小說《如意》，非常欣賞，打算翻譯成英文，約我到北京飯店吃譚家菜，我們邊吃邊聊，談得比較深入。她告訴我，北京飯店這地方她太熟悉了，她和三任丈夫，都曾在這個空間里活動過，她在這個飯店里目睹了中國社會往往令人吃驚的變化。她認為自己能夠向世界解釋中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她被中國高層人物看重，周恩來、鄧穎超早在四十年代在重慶就跟她熟識，她通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邀請來華后，周恩來夫婦接見她是必然的，后來鄧小平也接見她，她頻頻來華，也頻頻發表報道、解釋中國的文章，在西方確有一定影響。但是，她后來似乎漸漸失去了報道、解釋中國的權威性，就像定居法國的那位荷蘭紀錄片大師伊文思一樣，伊文思本來是通過紀錄片詮釋中國的權威，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卻力不從心了，西方人覺得他片面，中國官方也失卻了靠他對西方宣傳的倚重，韓素音應該與他同病相憐。我和韓素音最后一次見面，是在八十年代末，那天前駐美大使章文晉、張穎夫婦在家里招待她，請我和諶容作陪，章家住處離北京飯店很近。那天席間大家坦率交談，但不甚投機，記得當韓素音報道了一則消息并發表評論后，我心里很不以為然，諶容似也難以認同，但我們都沒吭聲，章文晉的兒子卻平和而具體地反駁了她，席間氣氛有些個緊張，好在女主人張穎巧妙地把話題引開，大家便集中精神品嘗女主人精心烹制的仿譚家菜火鍋。飯后大家飲茶，繼續聊天，我想起北京飯店就在附近，而韓素音的生命體驗與那個空間又有著那么密切的聯系，就建議她以北京飯店為主要場景，寫部長篇小說，她笑笑說：“我才不為它做廣告呢。”我感覺她內心里有種寞落情緒縈回。后來中國政府高層再沒有接見過她。
北京飯店當然不用做廣告。它是不言而喻的。我如今很少去那里，有請帖也懶得去。但它畢竟是牽動過我的家族和我個人的一個重要空間。保持對生命歷程里的主要空間的敏感，是活力仍在的標志吧。
2011年10月29日寫于溫榆齋寬闊的臺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