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死了！”母親吃了一驚，開始啜泣。“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情不對，我整個上午都不舒服，我早就知道。”

那個傍晚，父親和主人一起計劃解決了我們回國的機票問題。我們還沒來得及拆包，就又要開始打包。我走進和妹妹同住的臥室，她正躺著在iPad上看電視節目。

“我們又要回中國了。”我告訴她。

“為什么？”她抬頭看我，好像我在開玩笑。

“外公去世了。”我回答道。

二十分鐘之內，我們就訂好了當天經香港轉機從巴黎到泉州的機票。這意味著一小時內要趕上去巴黎的火車。父親堅持要妹妹去后院的泳池最后快速的游上一會兒，整個夏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也跟著換上了泳裝。

登上返回巴黎的火車之前，蔡家為我們打包了一些零食，告訴我們沒能吃到他們準備的食物有多么可惜，還請我們隨時再來。

火車上的廣播全是法文，我以為只是標準的到站通知。在車上我還接了個電話，來自我下個月要入學的金史密斯學院，確認我是否接受上個星期他們分配的住宿安排。在異國他鄉，下個月就要去上研究生院的想法也顯得陌生起來。我問了是否有離校園更近的住宿，學校讓我發一封郵件，他們會在下周有可能的空缺時回復。

三小時后，我看了看電子地圖，發現我們只到了中途的里昂車站。媽媽過來讓我們準備好下車，我告訴她在手機地圖上我們離巴黎還遠。根據定位，火車延誤了兩小時，使得到達時間和航班起飛時間幾乎同時。她惶恐起來，去找父親確定到底發生什么。過了一會兒，父親過來告訴我們前一班火車上發生了槍擊事件。他已經給姓蔡的朋友打電話，看看有沒有人能幫我們留住航班訂位。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因為當晚再無飛往中國的飛機。

火車到達戴高樂車站時，兩位機場工作人員正在車門外等候，舉著寫有我們姓氏的標牌。我們跳下車，他們告訴我們要盡快，一邊幫著提起行李。我們進入電梯，穿著制服的人就快速按下按鈕。一起趕同班飛機的還有另外一個男人和一個帶小孩的媽媽，30秒后，我們的陪同告訴我們轉彎上臺階。我們跟著跑了上去，從火車站點到航站樓，然后又是去往登機手續辦理處的一組臺階，接著就有法航的工作人員將打好的登機牌遞了過來。

有人問我們是否需要托運行李，我們說沒有，怕在轉機時有麻煩。法航空乘堅持認為我的箱子太大。我打開它，拿出一些東西放進父親的手提包，把箱子壓得更小。一位空乘拿著我們所有的護照和登機牌，送我們快速的通過海關，按程序蓋章放行，隨后跑上通往航班的列車。在車上我們被要求拿出所有電子設備，為到達下一個航站樓時要面對的安檢做好準備。在調整了幾次行李之后，我來不及把東西整理進背包，靠兩只手拿著所有的包和電子設備，跟著被護送的“遲到小組”來到登機口。帶小孩的媽媽不太能跟得上步調，我的母親就幫她推箱子。30秒之后，母親意識到文浩沒在她身邊，往后一看，她已經落后至少20米，拖著她自己的行李試圖趕上。跟我們同火車來的男人，一路追趕飛機，藍色的襯衫已經被汗濕透。我們終于到達終點，謝過所有的一路陪同，沖上飛機。從火車門到機艙門，我們用了20分鐘，我想這速度一定能破了什么記錄。

從火車門到機艙門，我們用了20分鐘，我想這速度一定能破了什么紀錄。

在雙層空客上，幾乎每個人都已經坐下了，等待航班起飛，對我們有些不滿。我們一家四口并排坐在商務艙最后一排，深深的沉入座椅，在飛機播放的輕柔的音樂中松了一口氣——那背景音正合情境。空乘發了備品包，幫我們點了餐，飛機延誤15分鐘，因為我們需要開始趕往這個夏天第二場葬禮的旅程。我的母親，面孔蒼白，眼神空洞的盯住前方，對餐飲和機上娛樂都毫無興趣，只是調整座椅，開始睡覺，希望醒來時，面對的是她的父親仍在世的另一種現實。這讓我又想起三周之前，我們從紐約出發去阿太葬禮的那一班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