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關于東莞打工女孩的報道發表在她供職的《華爾街日報》上，這份歷史悠久的報紙恪守新聞準則：開宗明義，直奔主題。但張彤禾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她想寫的不僅是這樣的東西。一個上午，她寫下了700字，“當你碰到另一家工廠的打工女孩，你會馬上探探她的底細，你哪一年的？你們相互打聽，好像談論的不是人，而是汽車……”她進入一個打工女孩的內心世界，闡述工廠里的生活，她感到無比自由，同時有點害怕，她知道，自己再也不會甘心滿足于做一個新聞記者了。

她一直想寫一本書——一本有分量的書，比一篇迅速發布又迅速消失的新聞報道更能證明作家的身份。采訪了一年東莞的打工女孩之后，張彤禾發掘這個題材的豐富足以成書，第二年她開始了作為一個作家的采訪：沒有具體問題，只是花費時間和她們在一起。這種方式使她無法再為《華爾街日報》提供新聞報道，“我想寫好這本書，這是我的第一本書，它需要多長時間我就花多長時間，不希望外界有壓力。”《華爾街日報》當時已經決定讓她回到紐約做特稿編輯，這是個好機會，但她志不在此。

也是在那時，她和何偉（彼得·海斯勒，美國作家，著有“中國紀實三部曲”）決定結婚，他知道她的困擾，說，那我們就不要屬于什么單位了，我們可以是自由的，自行決定去哪里生活和寫作。這是她熱愛的生活，而有了一個人作伴令她感覺更為安然。她辭了職，每天寫八百到一千個字，持續寫了一年多。她感激自己找到了這樣一個題材，找到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個現象，而后扎實、精細地把它寫出來。這是一個作家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