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慶幸自己找到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個現象，而后扎實、精細地把它寫出來。

數年前，來到中國時，張彤禾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她看到中國的經濟巨變，但“規模越大你就越不了解它真正意義所在”，她把目光投向為變革帶來推力的流動群體身上。那時《華爾街日報》已經刊發了關于中國“血汗工廠”的報道，與大多數海外媒體一樣，它也把外出打工描述為一種絕望的舉動。但張彤禾寧愿相信事情沒有那么非黑即白，那么多人主動選擇到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打工，他們的生活到底會發生什么樣的改變？

她解決疑問的辦法很直接：到東莞去。在一個廣場上她認識了兩位女孩，她們倉促地聊了一會兒她們就要走了，并且約好兩星期后仍然在此見面，當張彤禾再次從北京飛來，她們沒有來。那時她們還沒有手機。“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跟人失去聯系”。

在書里她多次重復這句話。在東莞她認識了不少女孩，但那個倉惶的城市，很多人后來都斷了聯系，與她長期保持聯系的有兩個姑娘，春明和敏。“我們的關系挺密切的，但她們知道我們并不屬于同一個世界，所以她們在我面前比較開放、自由，因為不用擔心我會把她的秘密傳播到她另外的朋友圈里去。”張彤禾參與她們的聚會和相親，甚至跟敏兩次回到老家過春節。在春明和敏身上張彤禾體會到簡單的友情：“在北京，知識分子們會問我從哪里來，到底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但東莞的女孩不會問太多問題，‘你是美國長大的？哦，知道了。’她們并不關注身份。”

她們關注的只有一點：如何過上更好的生活。卑微而貧窮地死去是一種罪過。張彤禾敬重這些女孩，“她們永遠說，只能靠自己。”對比她們前后的變化，她感慨：“她們達到了自己所想要的，非常不易，我想我是做不到的，但她們都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