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的美麗與吸引力更多地取決于她腳的尺寸而不是她美麗的面龐。別人也不會問：“她長得好看嗎？”而是問：“她的腳有多小？”一張平凡的面龐是上天給的，但是沒有裹好的小腳則是懶惰的證明。

只有滿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層社會的船家女，以及從北部遷往中國南部的客家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逃脫了纏足的噩夢。直到19 世紀90 年代，隨著中國的變革者以及傳教士的促使，纏足的習俗才慢慢終止。但是，從事實來看，在20 世紀70 年代依然清晰可見纏足的痕跡，由此可見，這一習俗一直保留到了20 世紀。

纏足赤裸裸地證明了男尊女卑思想教化的勝利。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呢？女性聽從母親的教導把自己束縛起來，形成這樣的意識：她們的地位弱于男性，不能逃跑，只能足不出戶。

這種做法的動機是什么？為了保持良好的形態供應于婚姻市場。因為婚姻主要是一個家族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的選擇。新婚之夜，面對著素未謀面的新郎，新娘理所應當地以流血來證明自己的貞潔。在現在，強奸可能是一種更容易體會到的經驗。

中國古代的詩歌散文中將裹著的小腳稱為三寸金蓮。這其實是一種變態性欲的戀物的表現。多么偉大的成就啊！纏足的女性擁有了兩個額外“私處”供男性玩弄。平日里它們被迷人精致的繡花鞋包裹，只有在臥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從而在神經末梢產生官能上的愉悅。作為一種伴隨終身的色情符號，三寸金蓮讓西方形形色色的虐待狂、性變態顯得相形見絀。然而，如今的男性并不對淫蕩地用嘴親吻那變形的小腳感興趣，它只在那個年代起作用，被視為強化男性統治地位的一種性戀物確保它長存。在20 世紀30 年代里，我們將其當作一種異國風情，一種古怪的風俗習慣。這證明了我們想象力的匱乏，我一直想要弄清其中更深層的原因，這件事足足困擾了我40 年。

我們繼續在北京周邊進行著探險活動。我們曾在西山的寺廟中過夜或住上幾天。之后前往臥佛寺蓋里（Gailey）博士的四合院，我們在那里度了蜜月。（1979 年，臥佛寺依然存在，只是沒有外國人會在那里度蜜月了。）如果我們坐車或騎車去，廚師楊師傅和他的兒子也會騎驢一同前往。我們還與拉里· 西克曼乘一夜火車前往洛陽城外的龍門石窟，又去了大同附近的云岡石窟。

在這樣的長途旅行中，我們會帶著帳篷、水壺、手電筒、相機、毛巾和足夠的應急食品，但是我們從不在外露營。我們會去旅店，或者在寺廟投宿。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熟練地掌握，把床的四個腿放在裝有煤油的淺碟上來避免蟲子爬上床叮咬我們。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有一個仆人跟隨著，無論他有多大，幫我們尋找食物、住宿，或是交通，也需要他作為中間人幫我們解釋我們來自哪里，要做什么，諸如此類的事情，而這些我們也一時說不清楚。也許對于人們來說，有著黃色腿毛和紅臉的外國人是值得一看的罕見的怪人，我們已習慣于與小官員和城鎮居民接觸而并不顯得奇特。事實上，我們在路邊小店站著吃面，就像普通人一樣還互相攀談，談話會使我們暫時成為朋友。

當參觀諸如龍門石窟、云岡石窟一類的歷史遺跡的時候，我們確實是需要適當的引薦，還需要來自一些公認的權威人物的信件為我們擔保，目的是如果出現問題我們可以有所依靠。來自北京的美國社團創始人福開森（John C. Ferguson）博士的信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福開森博士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白頭發和大胡子。在清朝統治的時代，他對于中國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起初他只是一位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之后大約在1898 年，兩江總督成立了新式學堂，他被邀請擔任該學堂的校長。此外他還曾在上海創立了一份報紙并取得了成功，曾在北京擔任一些軍閥政府的顧問。如今他監管故宮，確保里面的文物珍品的安全，防止文物流失。

福開森博士有一所豪華的中國住宅，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好幾個院子，還有一個配有管理員的藏書室。他出版了藝術方面的書籍，了解當地的政治，并且對在北京的6 名美國留學生伸出過援助之手。每到感恩節，他就會組織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兩種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女兒瑪麗是北京協和醫院的一位盡職盡責的秘書，她還寫了有關協和醫院發展的歷史書籍，那是一本有趣的書。

由于福開森博士的擔保信，我們每到一處，就會有來自北京上級給當地館長的信件說明。我們很禮貌地與洛陽或者大同的警察局取得了聯系，通知他們我們來到此處，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阻攔的借口。他們的職責不是控制我們。他們需要仔細權衡兩者的利弊，一方面是我們會招惹麻煩的風險，另一方面是如果他們阻止我們將會引來的投訴，這是他們必須衡量清楚的。在洛陽，他們給我們安排了幾個士兵做護衛，警示那些圖謀不軌的人：“注意，這是外國人，不要自找麻煩。”我們的交通工具驢子或人力車在比較安全的招待所中提前安排好。帶著我們的美國護照，我們一路暢通無阻。我們是比較高級的不可接觸者，不像印度那種低級的不可接觸者。我們也不像如今中國昂貴的旅行社中那種隔離式地坐在繭狀大巴里來往于酒店、旅游景點、友誼商店之間的觀光旅游，并被嚴密地監控起來，而是可以隨心所欲，自由出行。沿途我們還是會適當地接觸一些本地人，在諸如食物、住宿的選擇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只有食物和住宿問題，才是真正需要擔心的首要問題。

在北平至漢口的火車上，我們可以在靠一側安裝的座椅之間的桌子的上面和下面躺著睡覺。1933 年3 月，在鐵路中轉站鄭州，拉里· 西克曼、威爾瑪和我三人只找到唯一的一個旅館剩下的最后一間客房，里面只有一張木板床，沒有床上用品。那晚，我們鋪著自帶的鋪蓋和衣而睡。在途經大同的北平至綏遠的火車上，我們發現最好的休息地是躺在高處結實的行李架上。當然，列車員不同意我們這樣做，但并沒有說什么，因為我們給了他一些好處。

后來我們到了龍門石窟，拉里曾經來過這里。拉里驚訝地發現這些古代信徒捐獻的可愛的刻有捐贈人和仕女的石刻竟然被切割下來用車搬出石窟出售，就像是軍閥時期發生的事情，當地官員會出售任何東西。之后，拉里開始收集分散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國交易商手中的各種石刻作品。1939 年，在堪薩斯城的納爾遜美術館，拉里開始重新組裝這些略帶裂縫的石刻。

同樣是在1933 年的那次旅行中，當我們到達11 世紀宋朝的都城開封時，我們遇到了河南圣公會主教懷履光（William G. White）博士。他既信仰上帝，又熱愛藝術。他忙得分不開身，他不單單是在圣三一大教堂（Trinity Cathedral）從事宗教事務，而且還收藏一些藝術品。他從他的后門拿出了青銅器、墓俑以及其他一些被膽大的中國盜墓賊挖掘的東西。當1935 年懷履光主教退休后，他成為多倫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館中國館藏區的主管。而河南圣公會主教的繼任者是中國的圣公會主教之一鄭和甫（Lindel Tsen）。上帝沒有失去什么。

40 年后，當中國人來到歐洲和美國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時候，對美術史家來講，最大的功勞就是所有的青銅器、玉器、陶器和墓俑都標有出處以及出土日期。在帝國主義時期，外國收藏家試圖保存或盜取中國藝術品而為國外博物館收購時，他們很少知道他們的合作者、中國文物藝術品的破壞者和盜墓賊究竟從哪里弄來的。1973 年，波士頓美術館的簡· 方丹（Jan Fontein）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展覽。展覽中，將在西方收藏的不知出處又極其著名的藝術品與在中國展覽中極其相似但標有明確出處的藝術品進行配對展出。

在20 世紀30 年代的一場失去控制的古董爭奪中，懷履光主教比其他人作出的貢獻要多很多。在我們拜訪之后的一年乃至更長時間里，主教一直都忙于搶救那些之前通過特殊交易從中國人手中獲得的文物珍寶。

懷履光有著多重身份，“曾是河南主教，也是多倫多大學的中國考古學的副教授，同時還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國收藏區的主管者”。他在1934 年出版了《古代洛陽古墓：公元前550 年河南新鄭一組五室陵墓的結構與內容紀實》（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C）[ 上海別發印書局（Kellyand Walsh）]，書中配有187 幅插圖，由福開森作序，威爾瑪繪制封面。這本書詳細地記錄了無名人士挖掘出的文物，而主教依然與這些不知名的中國挖掘者保持聯絡，從而得以到現場參觀考察。他們在從事一組8 座古墓的挖掘工作，里面有古戰車、馬飾、馬的骨骼、墓葬家具、武器、禮器、翡翠寶石、玻璃制品以及鐘和石編鐘。有一些上面還有刻有具體日期的碑文。但8 座古墓中只有一座被完整地發掘出來，因為“需要耗費極大的人力來進行挖掘，其他的則是通過垂直豎坑挖到入口處才進入墓內。……這意味著許多大體積的古墓物件，比如巨大的三足銅鼎是不可能很輕易地從古墓移出的，而且有時候為了將文物移出，免不了要無情地將它砸碎”（第2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