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游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

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后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干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干什么和我該怎樣干。我該干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里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干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

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后來的小說里，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涌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現過，還有很多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里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里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母親去世后，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 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里，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于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于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于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于夢境還是發端于現實，最后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并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說書人的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的。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么？”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么。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