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在政治、良知與美感之間

一

中國古代知識人的歷史性活動區域，是在政治、良知與美感之間。

中國傳統知識人崇尚絕對理性的完美，所以他們的從政方式必然是帶有浪漫的文藝色彩，而最后也只有以傳統文人慣有的悲情和幻滅的方式結束，但卻又總是產生始料未及的美學效果，抵達意想不到的哲學高度和倫理深度。

在華夏故國，中國古代知識人以士人、文士的面目活動于社會歷史的前臺或幕后。無論是入仕為官，還是出世為隱，中國傳統知識人的性情體系是一套始終如一的精神價值系統。儒家的執著與厚重，道家的獨立與飄逸，佛禪的空靈與覺悟，千百年間，飽經憂患，遍嘗苦難，歷盡滄桑。佇立于綿綿不斷的群山之巔，回眸天下蒼生時，目光里閃爍的是儒者的仁厚、老莊的智慧和佛禪的慈悲。這低調而深刻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國知識人持久的風骨，道統與美感共存，國家與個體兼濟，政治理想與自然生命并行，濟世情懷與獨立人格同構。

《論語》里記載曾子的言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中國士人在學習禮樂技能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追求終極的價值準繩。道，即是士人自身人格修養的理想指向，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那里表現得最為強烈。“篤信善學，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些社會和人生的基本信條，被古老的中國先哲言簡意賅地指明。道，由此而成為被中國知識人苦苦實踐和堅守的精神風骨。

作為中國古代知識人的士人群體，被賦予載道、弘道乃至殉道的道德義務、政治責任和人生使命，其呈現出的獨特精神風骨就是以身承道，這是中國古代知識人風骨的第一個層面。士人風骨的現實表現，就是以道為價值標準來處理與自身行為、與歷史、與現實政治權威的關系。在諸多關系中，最能體現士人精神的是他們與政治權威的關系。道德部分的“道”和政治權威方面的“勢”出現了尖銳的沖突，面對“勢”如何護“道”，是衡量士人品格的一個標準。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在屈原、嵇康、陶淵明、杜甫、歐陽修、蘇軾、陸游等一系列中國知識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在積極入世與現實社會中理想得不到實現的抗爭中產生了堅貞不屈、頑強斗爭的性格以及優秀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追求真理、奮發進取，為實現理想而不懈努力的高風亮節、錚錚鐵骨。“風骨”正是這種抗爭精神在人生境界上、在文學審美理想上的體現，如劉勰評屈原的作品，以之“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以熔經意，亦自鑄偉辭”。

作為華夏士人性情體系核心力量的風骨，發端于先秦，成于南北朝，卻盛行于唐宋，這與唐宋士人滿腔建功立業的強烈豪情有關。在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指導下，李白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杜甫的“三吏”、“三別”，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蘇軾的“有為而作”，以至明清標舉的風骨格調都論證了劉勰的“風清骨峻”不只是一種藝術美，更主要是一種人格美在生命境界和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它就是中國古代知識人高潔的情操、剛正不阿的骨氣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