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shè) / 柴靜

一

我認識宏杰，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專制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jīng)問他：“為什么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宏杰說：“我沒想這么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通過寫來了解他。”

當時我正寫顧準，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fā)現(xiàn)彼此動筆的出發(fā)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jīng)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的痛苦轉(zhuǎn)變。

老曾說，“其茍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而顧準說，“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xiàn)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國，對于未來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沒有未來會出現(xiàn)的東西，而現(xiàn)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jīng)驗的歸納，不信從經(jīng)驗方面無根據(jù)地對未來的預言”。

經(jīng)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專制的道路，像顧準所說“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曾國藩一生思想軌跡多變而復雜，有人譏笑他無一專長，但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所以，他不講過高之理，只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這其實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權(quán)主義，兼容并包，這樣的思維方式，用老曾的話說是“內(nèi)持定見而六轡在手”，用顧準的話說：“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倆思想的橫剖面都通過日記與文章記錄下來，可以看到這樣的心靈里，沒有飛躍，沒有靈光乍現(xiàn)，立地頓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堅韌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沒刀柄。

這個路徑意味著以中人之姿，人人可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禮部侍郎。四十歲了，還是一個憤怒青年，其時官場已經(jīng)是熟透的昏黃，他聲色俱厲地評論“諸老”：“惡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癢，假顢頇為渾厚，冒鄉(xiāng)愿為中庸，一遇真?zhèn)谓粻幹H，輒先倡為游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連皇帝也罵，上書說咸豐本人對國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飾”，表面說言者無罪卻“疏之萬里之外”，或者“斥為亂道之流”。所以大臣們再不敢就人事、吏制發(fā)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與袖手，一籌莫展”。

句句見血。

咸豐帝看完全文，當場大怒，“擲其折于地”，雖然被人勸住了，怕也是動過殺機。

三年后，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皇帝就催他“著即趕辦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駛?cè)氪蠼樍鳀|下，直赴安徽江面”。當時，湘軍水師一切條件還不具備，老曾只能扛著不去。

咸豐憋了幾年的火，這時一發(fā)而泄——“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于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這話說得挺狠，你不是天天罵這個罵那個，覺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誰都強嗎？行，“辦與朕看”。

都能聽到辭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寫晚清的軍營，瞠目結(jié)舌，可以腐敗枯爛到這樣的程度。幾年在軍中待下來，老曾算是知道了，調(diào)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yīng)酬人情，完全不問情勢危急，有諭旨也沒用，“茍無人情，百求罔應(yīng)”。

學會應(yīng)酬交際，算是老曾的成年禮。

應(yīng)酬周到，這四個字看上去庸常，但憤青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哪個血氣方剛、黑白分明的人，能夠放下身段，與自己痛恨的“軟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復出之后，他說：“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于應(yīng)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于本日辦畢，則遠勝于前。”

可以想象“諸老”背后怎么捻著胡子冷笑：“小曾吃了虧，現(xiàn)在知道點輕重了。”胡林翼也說他再出之后，“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但這樣的后果必有損失，老曾自己也承認：“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于前。”要維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說得要得體，但本來對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質(zhì)也必有損傷。

曾國藩深知自己已經(jīng)在懸崖的邊上，再進一步是深淵，但是退？后面是個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經(jīng)最反對的人。

他自己也說，想找條中間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記里自己折騰：“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適，于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