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涇渭分明。要前途還是要真理，成為擺在少數人面前痛苦的抉擇。大多數人，正如劉索拉在中國當代小說的開山之作中所說的：“你別無選擇。”精英群體星散，一部分由士而商，一部分赴海外尋求發展，一部分人在巨大的失意中徘徊，一部分人隱遁。

現在看來，當時的紀錄片《河殤》所引起的震動是多么的可笑，稚子們的心聲，綴連在中國文化母體的長河中，滾燙的詞語和激情四溢的文氣掩蓋了學識上的粗糙，成為一代人尋求心靈突圍的符號性作品。那時，鮮活靈動的魂未斷，每個人都自覺地將自己歸類于“中國”這個詞根下，吸收東西方文化，希翼把自己貢獻出來。

但八十年代的精氣神，到九十年代散開了，一方面市場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稀釋得無影無蹤。在新世紀后，一切圍繞著現實考量，發財致富成功學，追求“牛逼、刺激”（鄭也夫語）成為個人價值的最高實現。

八十年代的宏大命題，幾乎是一代人的口頭禪，信奉知識改變命運，然后呢？個人的命運確乎得到改善，國家的命運依然在慣性中滑行。《中國合伙人》的電影重現了八十年代的學習熱、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新千年后的崛起熱。但是，這一切有一個前提，即他們本質是中國這個母體的散伙人而不是合伙人，他們賺到了錢，卻可能只有一張暫住證或綠卡。他們與中國命運的關聯僅僅是人民幣，而不是人民。他們對“中國”這樣一個詞根的理解，僅僅是“中國”是個龐大的超級市場，而不是“中國”是原鄉。原因和邏輯都很簡單，他們篤信：自己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

魂斷八十年代，異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紀。現在，該進入反思的時間了。

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有著八十年代的記憶和魂魄。我是“八十年代下的蛋”。

八十年代的短缺經濟正在接近尾聲，計劃經濟開始了某種形式的松動。生活方式在年輕人那里首先得到了召喚和響應。“一無所有”之后，是不斷地解禁，詩歌、文學、音樂全面復蘇，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82屆畢業生踏入了社會，開始貢獻心力、實現自我。讀書無禁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使得學術、文藝和實業紛紛繁榮。一個開明的、離民主最近的時代，就這樣到來了。

有人總結說，八十年代是“大起大落、大紅大紫、大開大闔”。大起大落：八十年代，思想文藝最盛，是一座高峰，九十年代迅速衰減；大紅大紫：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動搖的大紅路線，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交鋒；大開大闔：改革開放，是為大開；體制收緊，是為大闔。

八十年代的“好”在于“每天都有好消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九十年代的“好”在于要機會有機會；新世紀的好在于要錢有錢。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頭”好，九十年代的好是“頭腦”好，新世紀的好是“老人頭”好。

對八十年代的追憶不僅僅是一個“情結”，而且是著力要尋找到的精神力量。沒有一個詞能截然概括這種力量，但是，它確實使一代人覺得自己被一個時代轟然打開了。在后來的時間里，這種效用再也沒有發生過。

八十年代，也許一切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好。它存在著許多不足，遭受許多誤讀，也帶給許多人很多痛苦和傷害，想逃離這個時代。但它的確是個“大時代”，價值觀很多元、很有朝氣，不像如今價值觀單一，人人奔著錢去。現在的時代變化也很快，但都不及八十年代“只爭朝夕”的勁兒。現在的變是物質的巨變，當時的變是思想的裂變。現在的變是有形的變，當時的變是無形的變。現在的變是每況愈下，當時的變是蒸蒸日上。

八十年代能否成為“上行社會”的思想資源和精神源動力？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讓我們重新審視一個時代與它的潛在影響？最能夠接續百年來歷史流變的時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有一個學者說：“甚至可以開一門八十年代學，八十年代的清點工作遠未結束，才剛剛開始。”

媒體人陳虻有句名言：“不要因為我們走得太遠，以至于忘了我們為什么要出發。”也許某一天，有一個人會這樣給八十年代寫一封信：我從八十年代走來，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我的身上流著八十年代的血液，我的魂魄系于八十年代……離開八十年代的故鄉，我們開始流浪，可是我們累了，知道哪里是方向，卻總是隔著透明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