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

胡赳赳

“魂”在八十年代，“頭腦”在九十年代，“身體”在新世紀，這是中國人的“三段論”。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正因為回不去，才越發地想“家”。如果把八十年代比作故鄉，我們這些背井離鄉的異鄉人，又該向何處去？

三代中國人的命運，交叉于八十年代：一代是毛澤東的嬰兒，他們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八十年代獲得知識啟蒙和復蘇機會，從此改變命運走向；一代是鄧小平的嬰兒，他們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改革開放度過成長期，不再受饑餓的威脅，個性和內心開始表現，在城市中拼搏獲得自己的位置；一代是全球化的嬰兒，出生于上世紀90年代及新世紀，被稱為新新人類，受惠于八十年代的余溫，然而，互聯網才是他們的精神原鄉，他們聽八十年代的故事，感覺陌生，像個神話，也羨慕不已：父兄輩們，這樣活過。

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帶給我們進一步邁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動力？

八十年代是個弱話題，因為被談論得太多，人們或許已感受到疲憊；但同時又是個強話題，其思想資源和話語資源未得到系統的整理，其精神線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傳統不敵物質大潮，漸漸潛伏下來，等待又一次“復盤”。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帶給我們進一步邁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動力？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眾多人感受到自己活得很“茍且”、“前途渺茫”，物質主義勝利后，徹夜的狂歡后，迎來的不是天堂般的喜悅，而是對自我價值的“鄙視”。

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尤其可貴，可以說，上接晚清“幼童”赴歐留美的思想資源，中接五四西學東漸的革新傳統，下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拿來主義”精神。八十年代的“洋務運動”曾被斥為“全盤西化”，但也由此發端，知識分子階層和工商實業階層，風氣為之一變。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政體未有大動的局面下，競然崛起。可以說，我們享受的一切，均來自八十年代的饋贈和遺產。

“穩定壓倒一切”、“不折騰”，種種后來政治上的綱領，都來自一個古老民族對華夏一統的天真想象和熱切盼望。“家天下”是五千來中華文明的最高文明，分權于民是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歷史溫情脈脈的面紗終將可恥地撕去。盡管“權力的下移”是一條矢志不渝的歷史主線，最終將走向人人平等、性別平等、眾生平等的信仰王國中去，但在歷史實際的進化路線上，仍要經過多次的搏殺、博弈，圣人與暴徒的交替誕生，最終，權力體現在每一塊面包和每一個微笑之中，體現在人與人的平等和尊重之中。在文明的演進途中，野蠻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只是集體無意識的“痛苦之身”的凝結與發作。“道可道，非常道。”多年前，老子騎著青牛出關時，已微笑著洞悉周知了這一切。

許多人把八十年代歸結為“理想主義”，相對應的，九十年代是“市場主義”，新世紀之后是“物質主義”。《新周刊》有一期專題叫“外心人”，將一心向外求的中國人的欲望和焦慮表述出來。于是，我們也離開了精神上的故鄉，離開了八十年代這一作為出發點的原鄉。

靈魂，故鄉，一代人的愛與怕，都糾結在一個繞不開的時空結點上：八十年代，中國。

魂斷八十年代，異化九十年代，失落于新世紀，反思于末日危機后的2013。

一代人靈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沒有進化與發展。

這既有其外部環境、思潮的制約，也有其內在的主觀因素在作祟。“悲觀情緒”籠罩著當初的奮進者，而在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紅利中，大多數當初的失意者又變成了“既得利益者”，成為中國巨艦“合謀”的一部分。痛苦的回憶在于：雖然靈魂仍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之中，身體卻已不可遏制地越漂越遠。理想號變成了欲望號，欲望號變成了和諧號。

當年，薩特紅極一時的理論“自我選擇”，第一次將中國人從“集體主義”中解救出來，回歸到“原子個體”，重新擎起“個人主義”的大旗。《存在與虛無》是八十年代的“紅寶書”，它的引用在那個時代超過了《毛選》。此時，崔健也替中國人第一次喊出了“苦悶”和“宣泄”。整個八十年代的樂章，可以說序曲是《一無所有》，尾聲是《最后一槍》。

八十年代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