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有很多跡象表明沙赫政權已經處于即將崩潰的邊緣，但這種突然垮臺還是完全出乎了白宮和情報界的預料。在1978年8月底，《國家情報評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報告還曾指出，伊朗并未處于“革命或即將發生革命的狀態”。至于為什么中情局和白宮會出現如此嚴重的誤判，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回答。沙赫以鐵腕手段統治伊朗近25年；按常識來看，盡管國內局勢動蕩，但他還是能夠應對的。事后顯示，華盛頓很多人都認為沙赫會不惜一切代價挽救他的政權，但讓他們感到困惑的是，他并沒有這樣做。當時，即便是美國駐伊朗大使比爾·沙利文（Bill Sullivan）也認為沙赫政府不會垮臺。而在1978年11月9日，當他改變自己的看法時，事情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在1978年一整年的斗爭中，美國并沒有明確的、與反對派團體接觸的策略，而原因之一就是擔心這可能會破壞沙赫的政權。然而，就最終結果而言，情報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是因為美國政府在沙赫個人身上的投資太多，而在伊朗人民身上的投資太少。所以，當政權開始出現崩潰跡象時，華盛頓的決策者拒絕承認，因為他們除了支持沙赫之外，別無其他任何選擇。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據說沙赫對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當選總統多少有一些擔憂。沙赫主要擔心的，或許就是卡特所闡述的一個目標，即在其總統任職期間會將人權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信條。對民意極為敏感的沙赫顯然會對此產生憂慮，擔心卡特會將他視為一個暴君。而實際上，他的擔心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1978年的新年前夕，也就是在引發革命的一系列暴力沖突的前一周，卡特總統還訪問了德黑蘭，并向沙赫重申了美國的堅定承諾，稱伊朗是“世界動蕩地區的一個穩定島”。卡特支持沙赫，或許有很多的理由，也或許是因為沒有其他選擇，因為這是在“冷戰”形勢下建立的一種戰略盟友關系，但這種偽善并未逃過伊朗公眾的眼睛。美國總統已被視為是沙赫的親密朋友，而不久之后，憤怒的游行示威者就開始把卡特和沙赫的名字列在一起，公開指責。

盡管伊朗人措辭嚴厲，但兩國之間似乎還是有一些共同基礎的。比如說，沙赫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期間曾向美國購買了大量武器裝備，而有的仍未交付。此外，伊朗在美國的銀行中還有數十億美元的存款，而對當時的革命政府來說，這些資金正是它維持統治所亟需的。

在1979年秋，霍梅尼還需要鞏固自己的權力；這個國家處于一種松散狀態，而統治它是一個相對“溫和”的政府，總理為邁赫迪·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1979年6月，布魯斯·蘭根獲準出任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臨時代辦，兩國關系似乎開始朝著正常化方向發展。

逃離伊朗之后，沙赫以國際“逃亡者”的身份度過了數個月的時間，最后卡特總統被說服，并以人道主義原因接納了這位被罷黜的統治者，因為當時他已經被查出患有淋巴瘤，需要緊急治療。雖然接納了沙赫，但卡特知道這是一次冒險行為。霍梅尼要求沙赫回國接受“罪行”審判，卡特因此擔心美國會遭到伊朗的報復。在與白宮工作人員的一次早餐會上，卡特再次表示了他的擔憂，并問道：“如果美國人在伊朗被抓或被殺，你們建議采取什么樣的行動？”對此，沒有一個人給出答案。

不出所料，沙赫抵達美國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伊朗民眾的憤怒和猜疑，他們擔心美國會重新扶持他上臺。在過去的幾個月里，伊朗報紙一直在杜撰新聞，宣稱美國是伊朗遭挫的幕后黑手。為強化自己的控制權，霍梅尼不忘火上澆油，呼吁學生擴大對美國的攻擊，希望以此迫使美國送返被罷黜的統治者。很自然的，伊朗人將他們目光瞄向了他們所能找到的最明顯的目標：美國駐伊朗大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