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9個月前的1979年2月14日，也就是在伊朗沙赫（伊朗舊時國王稱號）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剛剛逃離該國一個月后，這座大使館曾經遭到過一次襲擊。在這次襲擊中，一群游擊隊員攜槍沖進大使館，扣押工作人員作為人質達四小時之久。

當時的伊朗處于一片混亂之中。流亡在外的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已經從巴黎從勝利歸來，沙赫政府很快便宣告垮臺，而軍隊也隨之陷入混亂。由于出現權力真空，先前那些為推翻沙赫而聯合在一起的不同派系開始走向分裂，并相互展開爭斗。武裝人員在大街上游蕩，而仇殺事件也極為猖獗。

霍梅尼及其核心集團成立了臨時政府，管理這個國家。大使館遇襲后，臨時政府組織了一批烏合之眾，將大使館的占領者趕了出去。之后，大使館的保護工作被交給了一個革命委員會。他們駐扎在大使館前面的一棟小型建筑物內，并負責該區域的巡邏工作。當年夏天，一支常規安全力量接替了先前的革命委員會，擔負起大使館的警戒工作。但即便是最樂觀的評估，這也只是一種象征性的保護而已。

然而，這一系列接管行動卻對后續事件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遇襲事件使得大使館工作人員的數量大大減少（在最多的時候，大使館的雇員有近一千人）。其次，或許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使得美國方面錯誤地認為，伊朗政府會恪守承諾，全力保護美國大使館及其外交人員。

11月4日最初遭遇襲擊時，安·斯威夫特就聯系了美國國務院行動中心，并與三名高級官員通了電話，而這其中就包括負責近東和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哈爾·桑德斯（Hal Saunders）。一個小時后，當蘭根告訴斯威夫特放棄抵抗時，桑德斯仍守在電話機旁。“我們打算讓他們進來了。”她在電話中對桑德斯說。

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桑德斯立即將這一消息轉達給了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后者于凌晨4點撥打了總統的電話。對此，卡特顯得“異常焦慮但又信心十足”。在他看來，伊朗政府會像2月14日一樣，很快將激進分子驅逐出大使館。

世界上任何一座大使館的外圍安保工作都是由東道國政府負責的，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內雖然駐守了十余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但他們的主要職責是提供內部安保服務。德黑蘭的美國使館區位于市中心，占地面積近27英畝，里面建有數十座建筑和倉庫，周邊緊鄰該市最繁忙的幾條交通道，這簡直就是一個安保夢魘。正是由于這一原因，襲擊發生時，戈拉辛斯基才要求所有安保人員都趕往使館辦公樓。這座三層高的大型建筑物安裝有窗戶柵欄、防爆屏障和定時鎖等防護裝置，二樓還裝有密閉而厚實的鋼門。最初的安保計劃要求使館工作人員堅守兩個小時，以等待伊朗政府的救助。從結果來看，這個計劃是完美的，但唯一的問題就是，伊朗政府并未施以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