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懷宇：在20世紀之初，國人在改革與革命上的思想準備足夠嗎？

余英時：思想不是一面倒的。當時主要是康梁跟孫中山打對臺，思想戰場主要是在東京，然后才傳回中國來。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革命，因為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沒有君主可立嘛，這是關鍵。康梁在光緒死了以后就沒有借口了，當然，他們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凱，因為袁世凱有告密的可能，所以后來袁世凱組閣的時候，想請梁啟超，梁啟超不肯來。最激烈的搞排滿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來，有些人像王國維始終還是要君主立憲的，他的辮子都不肯剪。

李懷宇：當時外來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君主立憲，對中國的思想沖擊有多大？

余英時：那是相當大的。日本維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國來鼓吹，而且希望說服慈禧太后，都沒有用。但是一般人是相信，明治維新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康有為他們就利用這個東西刺激光緒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英國的君主立憲，是鼓勵清廷的兩個例子。英國的君主立憲早于中國，日本的明治維新跟中國的洋務運動差不多同時。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沒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李懷宇：在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勝利之前，經歷了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等，中國政治處于相當動蕩的局面，為什么會這樣？

余英時：根本沒有一個政治中心，也沒有一個領袖能夠號召。孫中山雖然在廣州，但勢力很小。主要政治勢力還是在北京，還是袁世凱留下來的遺產。袁世凱死了之后，馮國璋也罷，段祺瑞也罷，黎元洪、徐世昌都做過總統，都不能變成全國接受的領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發展了，所謂軍閥是擁有十萬八萬兵，沒有形成很大的影響。所以，各省自己發展起來。

我們不要看政治，要看社會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蘇州、杭州一帶，都是地方上自己發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發展，新學校的成立，還有地方議會的出現。在袁世凱那方面，最早的國會還是有作用的，否則袁世凱就不必搞暗殺宋教仁，因為在國會爭選舉他爭不過。

李懷宇：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對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響？

余英時：沒有好大影響。因為本來中國就是天高皇帝遠，皇帝勢力到縣一級就為止，下邊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紳士、宗族制度來維持秩序。組織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觀念。大家不敢胡來，但不是靠武力。中國農村也沒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們的鄉間恐怕很少變化，至少我在鄉下住的那幾年，民國政府沒有把鄉下變好，也沒有變壞，還是靠宗族的力量來維持，還有是非感。國民黨也沒有到我們鄉下，還是靠讀書明理的人起作用的，所以也沒有太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一個秩序，也不用怕。我在鄉下八年，沒有見過武力，沒一個土匪來搶我們，有一陣子好像后山有土匪想動手，過幾天軍隊來了，土匪也不敢動了。換句話講，鄉下還可以過日子，沒有欺負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