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從中國到世界：歷史的貧困與歷史的終結

在西方語境中，“歷史”并不是一個好詞，歷史必然包括污點與批判，正如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它完全符合西方的歷史價值觀——“無分國別，人類歷史都是自由的歷史”（克羅齊）。對于現代中國而言，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于“中央之國”的傳統時代。作為人類一分子，每個中國人首先是一個人，是地球公民，因為我們已經置身于一個全球化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文化首先屬于人類文化；作為世界的一部分，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所謂歷史，應當首先是人類共同的記憶，人類史才是真正的“大歷史”。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寫道：“人類的歷史既已逐漸一元化，以前歷史家從短距離近視界所作的，自此可以因為新的事實存在或強調而更具體化，或予以增減而使之更符合時代”；“從全人類的歷史著眼，不受國籍領域的限制，否則即不可能成為大歷史”。毫無疑問，這是全球化時代賦予歷史的新定義。

從傳統意義上，中國歷史就是集權的歷史，“假設沒有這樣的中央集權，我們的大多數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論及我們后代”。因為地理與統治的封閉性，中國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體系；正如黑格爾所說，中國是世界的“例外”。這種封閉性不僅令中國文化自成一統，也使歷史在中國形成獨特的樣式。這種“中國特色”的歷史不僅以宮廷權謀為主流，而且缺乏整個人類世界的歷史背景，似乎中國完全獨立于世界而存在。從大歷史的視界來看，這種歷史算不得真正的歷史，而只是“中國志”而已，因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國視野內的一種“地方志”寫作。

法國學者阿隆認為，人類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已進入“世界史的黎明”。隨著交通、通信和信息等技術的日新月異，世界越來越扁平化，人類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地球村”時代。人類世界不分畛域，同呼吸共命運。事實上，這種“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從人類的起源和擴散，到文化技術的傳播和交流，人類歷史其實就是全球化的歷史。離開全球化的人類發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歷史，而只有一個個支離破碎的地方志，即局部的歷史或者歷史的局部。正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言，“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此“天下”完全可視為現在的“世界”。這才是歷史的全局。

從根本上來說，歷史不是講故事，而是一種解釋，即對史料做出有思想有見地的分析；借用馬克思的說法，就是“席勒化”，而不是“莎士比亞化”。面對同一史料，可能見仁見智，往往會有不同的解釋。這或許恰恰就是歷史令人著迷之處。哲學家波普爾指出，每一代人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看待歷史和重新解釋歷史。不同的歷史解釋往往蘊涵著不同歷史學家獨有的思想視角與價值評判，這就是歷史的當代性，所以就有了克羅齊的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將來的歷史。不懂得過去，就無法理解現在；同樣，不懂得現在，就無法理解過去。“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在一種普世價值之下，人類歷史不可避免地趨向統一和一元化，不同文明在碰撞與交流中逐漸找到共識。前所未有的信息時代提供了一個美好的機緣，使所有的歷史回到其最原始的起點，讓人們用文明的眼光來打量歷史，每一個歷史都回到了人類史的大視野之下。

在古代的中國人看來，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這種夜郎自大的局限與狹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里指出：“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歷史當作人類歷史主要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進入“現代”以來，西方中心論甚囂塵上，西方文化就是歷史的中心。當斯賓格勒在貧民窟的燭光下完成《西方的沒落》時，湯因比在他20卷的巨著《歷史的研究》中宣布：“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在湯因比看來，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湯因比一反國家至上的觀念，主張文明才是歷史的單位，因此而開創了一個歷史新時代，一個超越“中心論”的全球史觀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