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很多年以前，因為“歷史的誤會”，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卷入了一場“歷史的糾葛”，他留下了這首絕命詩和一篇《多余的話》。這個人就是瞿秋白。這首詩乃是集唐人詩句而成：第一句來自韋應物，第二句和最后一句來自郎士元，第三句來自杜甫。對現實來說，知識分子是多余的；對死亡來說，思想是多余的；對一本書來說，“序”是多余的——“多余的話”。人類發明語言，與其是為了溝通，不如是為了解釋；如果說書是對人生和世界的解釋，那么序就是對作者和作品的解釋。對一個向死而生的悲觀者來說，人都會死去，唯一的區別是留下什么；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他只能留下一份“遺書”，這就是所謂的“作品”。對這個世界來說，無論富貴、權力與榮耀，還是苦難、悲傷和恥辱，所有的一切都會隨風逝去，只有歷史會留下來。瞿秋白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疑問：“人如果有靈魂，還要這個軀殼干什么呢？人如果沒有靈魂，有這個軀殼又有什么用呢？”對人類來說，或許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個嚴肅的問題。喬布斯說：“死亡是生命最棒的發明。”面對死亡，哲學誕生了，進而也就有了歷史。正如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所說：所謂歷史，就是由活著的人和為了活著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一 從知識到智慧：現實的局限與理解的困境

某種意義上，人的一生意味著成長與進步。作為中國古代的智者，孔夫子曾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當我離開三十走向四十的時候，也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就是思考與解釋。我至少要給自己一個明確的答案：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為什么這樣，如何與這個世界相處……正如伏爾泰所說：“我想知道人類由野蠻到文明的每一個細節。”如果我有幸能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不惑”吧。我和王小波一樣，“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種歷史情結，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說：“人類的智力不能掌握著一切整體現象之起因，但是企望發現這些起因的需求卻縈繞在人類靈魂之中。”我試圖去理解哲學與宗教，雖然我不是一個像樣的讀書人，更談不上虔誠。一個人一旦開始介入思想，困惑總會隨之而來，每一種事情你總會得到無數種不同的解釋。“人可以通過對事物原因的理解而獲得自由”，世界如同草木生長，你只能看到其結果，卻看不到其過程。其實，人的智慧永遠難以超越他的生命。因為壽命和經歷的局限，所謂“智慧”往往只是一時一地的見解。今天的人們既然不比古人活得更為長久，因此也絕不比古人更加智慧。如果說今人與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許是信息擁有量的劇增。

在一個前所未有的信息時代，理論上每個人都擁有全球的圖書館，這種海量信息足以使現代人比古人占有更多的知識。斯塔夫里阿諾斯曾說：“現代人所取得的一項杰出成就就是對過往歷史的研究和再現，而古人對在他們之前發生的事情則知之甚少。”古希臘時代最無偏見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甚至斷言，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有發生過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無法得知雅典無與倫比的輝煌和貢獻。老子說：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識，知識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財富并不代表幸福，因此現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我們占有的知識依然很少，甚至連常識都如此匱乏。事實上，我們并不比修昔底德做得更好，現代人與古人面臨著許多同樣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們并沒有因為信息泛濫而實現信息滿足。常言說過猶不及，信息過剩導致的“淹沒效應”使真正的有效信息依然稀少，雖然這種相對信息匱乏與古代的絕對信息匱乏不可同日而語，但信息的短缺狀態依然存在。或許正因為如此，人類好學的美德才得以傳承。

正如波茲曼的悲觀預言，在一個“娛樂至死”時代，與其說我們面臨著奧威爾困境，不如說進入赫胥黎陷阱。奧威爾擔心信息被剝奪，赫胥黎則擔心有效信息被淹沒。面對新技術引發的海量信息，我們最迫切的需要或許已經不是創造新信息，而是發現真正的有效信息。因此說，在一個信息過剩時代，對信息的梳理和整合顯得非常重要，作為一個信息整合者比一個信息創造者更有意義。從內心來說，與其說我是一個寫作者，不如說我是一個讀者。“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黃沙始到金”，我只是想通過對海量信息的遴選、梳理與分析，最后集腋成裘，整合出一些有趣而新鮮的有效信息，而這些“信息”和“知識”正是我所喜歡的。“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認真的作者，但卻是一個好奇的讀者。在一個娛樂和低智的時代，英雄與權謀假歷史之名大行其道，這里常常沒有真正的“歷史”。失望的結果，便有了這本《歷史的細節》。我常常這樣想，發明文字乃至違反人好動的本性去寫作，或許都是出于一種不得已的結果，借用孟子的話來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