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值得的，比賺錢更有意義的事

朱沐現在隨身帶兩套名片，一張是金融公司的，用身份證姓名，因為需要和香港證監會注冊的牌照保持一致。另一張是文化公司的，用“朱沐”這個為人所知的筆名。不同的行業，在她看來，“萬法皆通。”

“我的第一本書就成為中國亞馬遜小說類第一名，像天上掉了餡餅一樣。”那時的朱沐還是金融街控股的證券事務代表，在擁堵的北京，司機開車，她在后排用手機寫作，用了20天，完成小說《當我足夠好，才會遇見你》。“我寫書的速度比別人要快。每個主人公有自己的性格，你把背景設定好了，他會自己在事情發生時做出選擇。”成為暢銷書作家，朱沐說重要的不是名利，“寫書的時候，正是我計劃轉行的時候，腦子瘋狂運轉，就在網上連載小說。之后我去香港，遇到重重阻礙，一步步成長。而那些看我書的女孩，也在跟著我成長，聰明的女人不是吃一塹長一智，而是“看別人吃一塹自己長一智”。我的文字不完美，但能夠給別人幫助，那就是值得的，比賺錢要有意義。”

在香港的別墅里，她把古董桌堆在車庫的角落，卻在客廳里擺著平價的宜家。“這些都是人生的負擔，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司徒錦源收藏了那么多古董，最后給朋友和家人留下的只是“麻煩”——單是清點、打包就花了整整七天。從那之后，我對再好的東西都不再執著。”

讓朱沐與著名編劇司徒錦源從酒肉朋友成為生死之交的，是那場癌癥。“起初他與制片人余偉國要做有關金融的劇本，我恰好懂金融又懂寫作，也聊得來。后來我來香港，舉目無親，不擅粵語，連去哪里吃飯都不知道，他倆天天和我混，家人也不過如此。經常是一個電話，你在家嗎？然后穿著拖鞋，兩個人就上來了。”

“知道他的病，我崩潰了。我看不開，這件事情一定有辦法解決，我不能讓摯友這樣離去。”朱沐說，司徒錦源的生死，對她而言，是價值觀的崩塌與重建。“從小到大，我信奉的是努力一定能成功。努力學習就能考到好大學，努力工作就可以升職。突然間出現我不能打破和戰勝的，我很難心安理得地接受。”朱沐主動向公司申請去做醫藥領域的投資，背著包去藥廠調研，翻厚厚的美國或印度的醫藥發展史，訪問中國所有的大藥廠，但“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不是靠執著能解決的”。在事業受阻和至交病重的壓力下，朱沐自己也病了，忽然暈厥，被診斷為心肌梗塞，“半邊身體都是麻的，臉上出現凹陷”。她休假回內地休養，“在飛機上，我看到了《西藏生死書》。序言就是，“我們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死，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唰，眼淚就下來了。恍然大悟，我所執著的，是人生不可能突破的苦。”

而今，戲謔自己沒有了執念的朱沐，在香港，過著簡單的生活。住有落地窗陽光極好的房子，穿18塊的T恤，規律的睡眠，早上六七點鐘起來，誦經打坐，寫作，在需要的時候穿著得體出門，自然地看待金錢。“金錢是重要的，它保證你基本的生活安全感，但最終，它與是不是幸福沒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