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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華的人才值得傲嬌”
那時他的心態很糟，經濟狀況更糟，還不起房貸，他就把房子賣了。“賣房簡直是我家的傳統，只要遇到問題就賣，破釜沉舟。”前一回是爸爸為了送他出國留學，“讀書太差，我不往心里去，但我爸在乎。”那份壓力也促成了他唯一認真讀書的時光，“課余就去打工，賺第二年的學費，什么都學會了。”那時他買一包小排要凍在冰箱里撐兩個星期，方便面才是主食。
國外學習酒店管理的這一段插曲，倒是為他做生意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第一家火鍋店算是成功，“若那也沒成，我現在可能就去酒吧唱歌了。人總要生活。”他有他的執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放不下藝人的光環——他怕自己變成自己鄙視的那種“又挫又low的人”。“所以我要比別人更用心。也許名氣能吸引來第一撥人，但要是又沒特色又low，別人會嘲諷說，‘不就是薛之謙開的嘛’。”去過火鍋店的人多半會被藍色的主色調嚇一跳，藍色是餐飲界的大忌，許多人勸過他，“我就是要把火鍋店裝修得像夜店一樣。我認定的事情，勸沒用。”
后來他又開始做男裝。“我一直喜歡Rick Owens那種暗黑風格，做一個潮牌也是我的小心愿，不是隨便玩玩的那種，我從來沒輕視過任何一個細節。說到底，我做的始終還是心里喜歡的事情。”他不喜歡和人掰扯，也不輕易和人合作，但他絕對講原則。他碰上過許多“滑來滑去”的人，吃過虧，又因為仗義結交了不少朋友。“我會讓對方感覺到，我是真誠地想要和你合作，一起把事情做大，錢多錢少，只要不是差太多，我不會特別計較。”有人看重他的藝人光環，但紅不紅是一回事，掛羊頭賣狗肉是另一回事。“很多人提議，你掛個臉，什么都不用做，分紅時給你20%，我從來不干。我不想被人輕易踢出局，但也不想多占人一分錢便宜。”
火鍋店第一個月賺來了20萬，他用其中的17萬去電臺買了兩個廣告位，宣傳自己的歌。但事隔多年，自己還有沒有才華？他不確定，“在那種落魄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歌，你自己的判斷其實是麻木的。”他把作品拿給周圍的人聽，好壞與否，莫衷一是。“后來才意識到，很多人根本不懂音樂的好壞。在他們看來，我就是個過氣的、沒有才華的人。連我都懷疑我自己。”2013年他發行了專輯《意外》，在互聯網免費發布。那張專輯最終被海蝶唱片簽下，并讓他拿下了第21屆東方風云榜的十大金曲獎。“它真的讓我有了一點起色。哎唷，我堅持了7年，辛苦了一點，但沒錯。”他的自信慢慢回來，“寫詞曲時落筆都不慌了，就覺得，我是對的，我相信自己的直覺。”
即使在狀態最差的時候，他也沒有動搖過有關“好”的標準。他用了一大串“特別特別特別”來形容自己對中文歌詞的熱愛，“我從小就聽很多歌，聽到好的就會特別興奮。小時候聽《水手》覺得鄭智化寫得很感人，聽《夢醒了》就想，為什么可以有人寫出這樣的歌？”他買來張信哲、張學友的磁帶，一個字一個字研究歌詞，學習遣詞造句，“你會變得敏銳，會有靈光一現，你知道這個旋律的走向配這個字會很舒服，這個點按下去感情會很真誠。我對它們了如指掌，出手就不會太糟。”
《認真的雪》、《王子歸來》、《黃色楓葉》等算是他的初級作品，“但在那個年代真的不算差。我覺得自己應該是有天賦的，一路受打擊，一路還是寫。”他最欣賞的中文詞人是黃偉文，“有人說你不要把詞寫得太深，你要考慮大眾。我不認同。黃偉文不會管你是不是看得懂，這就是他的表達方式，要不跟著他走，要不就別聽。”有人說那是傲嬌，他覺得“傲嬌”是種權利，“有才華的人才會傲嬌。”
“我這個人，很要臉”
薛之謙按照自己重視的程度給工作排了序：唱歌，段子，做生意，最后是綜藝。
2016年僅上半年他就上了15檔綜藝節目，5檔是固定嘉賓，每個節目里他還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他說自己“有表演欲，不紅不行”，“賤到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但鏡頭前的薛之謙更多是為節目效果，“別人需要你這樣，收人錢財，替人消災。”
“綜藝節目是我不得不去干的，我必須讓大家注意到我。這屬于耍賤，但再急功近利，再low再浮夸，再言過其實……都不重要。我一首歌就能把你們帶回來，有那個在，我不會倒下。”
于是問他，覺得自己真的算“紅”了嗎？他認真地想了一下，“紅。但紅一定要紅在別人的心里，像黃偉文、姬賡、袁惟仁這些詞人，哪怕有天他們再落魄，在我心里都是神。”
從兩條狗和幼兒園的系列故事開始，薛之謙的段子在微博上持續走紅。這不僅讓他的瀏覽量和轉發量猛增，也給了他自信，“不是一點點，是超級多的自信。”一次某品牌問他愿不愿意發廣告，他說好，又不想讓那個廣告泯滅眾生，便試著把廣告融入段子中。讓他頗為得意的是，效果奇佳，到現在，明知道他的段子最后多半會拐去廣告，可寫得那么好笑又那么走心，讀者照樣追得喜聞樂見。這漸漸成了他主要營收渠道之一。經濟自由更像是一種“曲線救國”的方式，“你知道幕前幕后最大的分別是什么？就是賺的錢多和錢少。我所有幕后的努力，都是為了讓自己沖到幕前去。”
他喜歡靠真本事做事的人，比如二手玫瑰，萬能青年旅店，還有宋冬野和李榮浩，“現在往往一百首歌聽起來像同一首歌，根本記不住。要用心去寫，不要賺快錢，不要走歪門邪道——不要找任何借口，作品出不來，就是它還不夠好。”他發片從來不忌諱和大牌“撞日”，“打贏了我光彩，打輸了我一樣光榮。但你等著，下一首我就超過你。”
所以他對自己的要求是，低于93分的作品，不能發，95 分是基準線，“我不想敷衍觀眾。”為生存他可以沒有底線，但“音樂”這件事，誰都不可以碰，也不能用任何方式收買他。創作的時候他會發飆，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為了細節大吵，吵完了，大家碰一杯酒，實在高興，甚至可以來個舌吻。
他不認為自己有改變時代的能力，但至少可以要求自己不丟人現眼，“我這個人，很要臉。”他有個規矩，演出至少提前三天告知，他需要練嗓，“我受過傷，咽喉炎很嚴重，有兩三年開不了口，慢慢調整回來，還是需要時間才能練穩。”不久前他籌辦了一場免費音樂會，到最后，一大半的票卻到了黃牛手里，這讓他非常生氣。“我把錄完的歌放到各個平臺，你們怎么發都可以。我不向你們收費，但你們也不準向別人收費。”他怕那些攢了錢去買高價黃牛票的聽眾失望，“你們喜歡我的歌我就很高興，千萬別喜歡我這個人。”
他知道自己表里不一的矛盾：看不慣世俗，內心又清高，渴望別人戰勝自己，又希望真正一往無敵。“我不是個一意孤行的人，也不會和時代對著干。說難聽點，我就是個文藝裝逼犯。”在命運的起伏線上走過一遭，他自覺心態比實際年齡要成熟許多。“做生意時看過的那些臉面，娛樂圈里從落寞到起來看過的那些臉面，我都記在心里，不是記仇，但社會在我的心里被分得很細，你不要輕易來騙我，都是套路。”
人生用粗糲磨出他對理想更深層的溫柔，用殘酷賦予他愈挫愈勇的誠懇。有時走進一家店，沒有人認出這個戴著帽子口罩的人就是薛之謙，而店里恰好在播他的歌，他就躲在角落里聽，默然而喜悅。“最初你覺得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其實到最后世界還是公平的。時間會淘汰掉那些別有用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