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真的很野，奔跑和創造的吸引完全蓋過了對風險的擔心。”

從小，她對商業規則耳濡目染，父母都是生意人，常常帶著她去應酬，餐桌上有人夸她一句可愛，她就甜甜來一句“干爹”，成就了不少生意。但和父親一樣，骨子里，她是浪漫的。父親曾在川劇團工作，熱衷文藝，會給她講《三國演義》中曹操的謀略，也會告訴她“人應該有詩人的氣魄，詩人的情懷”，因為“詩人是這個社會的痛感神經”。那時父親已經病重，一直備受寵愛的楊媛草知道，是時候自己必須承起家庭的重擔。她對自己嚴苛起來，偶爾多睡一會兒，便會在日記中寫長長的話責難自己。

高三那年，父親去世，楊媛草和幾個朋友賣掉了絕大部分父親廠里堆積的產品，苦學英語，拿到英國卡迪夫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專業是新聞，因為父親病重時關于詩人的那些話讓她對未來有了更為壯闊的想象：如果這個世界不再允許詩人生存，它總該讓一個記者站上守望的位置吧？她想象中的自己是戰地記者，穿厚重的防彈衣，拿掉頭盔，長發飛揚。

但真的學起新聞，她發現自己并不具備新聞人的特質，畢業之后，她有一個到BBC競聘主播的機會，但新聞常識上她的分數很低，“也許我的好奇心并不那么足，相對NEWS，我更Business一些。”碩士階段，她讀了市場和廣告學，外加選修的社會學，徹底成為一個雜家，但彎彎繞繞總在傳媒領域。

碩士畢業之后，她找到一份公務員工作，年薪五萬鎊，考量平臺與收入，皆算得有差，但她不滿足，“機構中的官僚制度、固有的程序、洗腦之后日復一日的工作狀態……我都不能忍受。我經常會尖銳地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但多次碰壁。一年之后我覺得這份工作對我來說不再有挑戰。”而一次回國，她發現中國的電視節目太難看了，她想要做電視，繼續媒體的夢想。

她辭職了，成立了野草制作公司。但畢竟是在異國他鄉，怎么有那樣空手創業的勇氣？“那時真的很野，奔跑和創造的吸引完全蓋過了對風險的擔心。”她的計劃是提供內容，做的第一個專題片叫《挑戰異文化》，在上海電視節上與18家地面電視臺簽約。楊媛草的視野，從來是大的，她也有女人的小情小緒，但她從不會當眾抒發更不會以此作為作品冠名。

—— 你身上那種“大”的格局，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幼兒園。我記得有一天，和一個小朋友在幼兒園的花園里走，我跟她說，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以后要有成就，每年都要回來報道我們的老師。這句話被我記得特別清晰，因為說到這里，我被對面班里扔的一塊石頭砸中了眼睛。

她喜歡這樣開玩笑，亦真亦假的，化解一些大而沉重的東西。最近一次她在倫敦搬家，清理時找到了幾本初中時的日記本，里面還夾著那時的小男友寫給自己的情書，“都情定終生了，現在卻連他長什么樣子都忘記了。”又是一陣笑。她很

早就離開家，一直把少女時期的物件都帶在身邊， 跟著她一起搬家流離，卻沒想到在那個下午又乍然相遇。最讓她失笑的還不是情書，而是香港回歸那天她寫的日記，主題是給鄧爺爺的一封信，“我說，鄧爺爺，香港終于回來了，我們的民族一定會強大起來的。國慶節那天我又寫了一篇類似的，說祖國越來越繁榮昌盛了。”后來她跟朋友開玩笑，“怎么那個時候那么愛國？跟我現在很不搭是不是？”

其實，是“搭”的，25 歲時，她的理想是“讓中國傳媒走向世界”，看似重大而輕狂，卻跟她小時候的想法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