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本質上是一種非常情感性的動物，很難因為純粹的錢選擇一種生活。哪怕選擇的時候會把錢作為重要的因素，也會告訴自己，我真的愛他，我現在的行為是出于愛不是出于錢。真實的也好，自我麻醉的也罷，一定要把錢幻化成愛，女人才能說服自己。

M.C.：《嘉人marie claire》也在提倡女性寫作計劃。你認為寫作是一件有門檻的事兒嗎？

答：寫作沒有門檻，但寫好是有門檻的。我的建議是多多閱讀。寫作需要對文字有處理能力和對內容有把控能力。文字感覺需要依靠大量的閱讀建立起來，操縱排列組合清楚有趣的文字去承載思想。思想本身也需要閱讀去摸索和成長。身邊一畝三分地里的喜怒哀樂自己看來也許驚心動魄，放在大格局下卻往往是已經被嚼了一百遍的饃。只有閱讀才能幫你在爛俗的生活里提煉出有文學價值的故事或人物。

上帝給了我一張紙一支筆，讓我說的話有了意義，我就希望我書寫的是善意和溫暖。

M.C.: 寫作可以怎么開始？

答：“寫些什么”是創作者永遠的話題和困境。我一直是一邊過日子一邊尋找題材，運氣好的時候能在生活中找到下一個作品寫什么，不好的時候就只有生活本身。雖然我寫的基本還是自己想寫的文字，但并不是基于一種傾訴欲，只是職業寫作需要我去發現一些有趣的人生感悟和人物故事，再架構起來與人分享。創作中很難有一個現成的原型可以直接移植進故事里面。所謂的原型最好也不過是多個現實人物身上或多或少的一點痕跡而已，剩下的大部分空白還是要靠創作者的塑造和編造。素材通常來自觀察、采訪、閱讀等等，在聚焦了某一類故事和人物后，我不了解或者了解不足夠支撐劇本創作，就會專門對這一類人的生活狀態和工作環境做定向的采訪。我力圖在我和觀眾之間找到通途，但不能保證我的表達就是他們所想所感，并愿意聽到的。

M.C.: 劉瑜談今日的中國寫作，有兩個與真誠為敵的陷阱，一個是所謂的“媚雅”，一個是“媚俗”。

答：我很難帶著“媚俗”或“媚雅”的標簽去思考。不能說為了觀眾服務就是媚俗，自己寫著玩兒不跟世界發生關系就是媚雅吧。如果希望作品跟一群人產生聯系，勢必要關注那群人的感受。我很怕聽到“學院派”這個標簽，如果這個標簽有意義，我認為它不意味著思想高度、曲高和寡和陽春白雪，而僅只在于說明了操作層面上的職業尊嚴和專業判斷。

M.C.: 對你而言，寫作究竟是怎么樣的一件事？

答：不管我愿不愿意，寫作目前是生活的一部分。寫作太熬人了，我每天想的都是寫完手上的東西就退休算了。但不寫作能做什么，是更讓我困惑的問題。回頭看我寫過的所有東西，唯一欣慰的就是我始終都在寫“對世界的善意”。雖然我筆下的人物階段性地沒那么偉光正，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瑕疵，但在終極的人格上是非常強大、健全和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