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何不亂倫，文明還是天性？
文/非言語
在絕大多數人類文明中，亂倫都是一種禁忌。關于這種禁忌起因的探討，毫無疑問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一邊是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 Freud）及其追隨者，他們認為亂倫心理是潛意識的自然欲望，禁忌是文化施加的外在控制，這一假設也叫俄狄浦斯情結；一邊是芬蘭人類學家韋斯特馬克 （E. Westermarck）及其追隨者，他們認為亂倫禁忌本身就是一種古老的本能，而非某種文化建構的結果。
如果從1891 年韋斯特馬克發表《人類婚姻史》一書算起，對于亂倫禁忌的爭論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爭論雙方的態勢可以用“風水輪流轉”來形容。20 世紀的上半葉，將亂倫禁忌視為一種文化發明的觀點廣為人知、影響甚大，人們似乎接受了這樣一種經典精神分析的觀點：亂倫似乎是一種本能的缺省設置，而亂倫 禁忌是一種用來壓抑這種本能的文化產物。相比之下，韋斯特馬克的假設則備受冷落、無人問津。
不過從20 世紀下半葉開始，韋斯特馬克的觀點日益占據上風，得到了越來越多證據的支持—亂倫禁忌是一種本能心理，跟親緣識別機制有著密切關系。而相比之下，精神分析 的俄狄浦斯情結依然只是一個充滿文學色彩的美妙隱喻，或者更糟糕的是，一個沒有得到證實或永遠無法得到證實的概念。
動物的抗議：我們不是亂倫分子
包括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列維- 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和弗洛伊德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曾武斷地認為動物有亂倫本能，它們的交配似乎不分親疏遠近，人皆可妻、亦皆可夫，因此人類社會中 罕見的亂倫現象正是文化壓抑的結果。不過，認為動物具有亂倫本能似乎是對大多數動物的污蔑，它們有理由提出強烈抗議，“這種觀念更多地出自想象，而非事 實”。動物間偶爾發生的亂倫常常導致后代的基因退化，而因此留下的后代絕大多數都會“英年早逝”。
動物學家的研究一致表明，亂倫其實是動物圈子里非常罕見的個案，許多動物都會避免跟自己的親屬發生性關系。例如2006—2007 年，中國生物學家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對黃山短尾猴的交配行為進行了觀察記錄，發現在它們多達360 次的交配行為中，只有7 次是近親交配，而且沒有母子亂倫的現象發生。
美國杜克大學的演化心理學和人類學教授普茜（A. E. Pusey）等人于1996 年撰文指出，聰明的動物會采取各種策略避免近親交配的悲劇。
第一：擴散 許多哺乳動物在性成熟之后會離開自己的家庭。即使其他原因（如同伴競爭）也會導致這一結果，但不少證據依然表明它們也是在試圖避開自己的血親。在異性父母被移除之后，雄性和雌性白足鼠（Peromyscus）都減少了遷徙行為。
第二：出軌 對很少遷移的動物來說，它們使用出軌的方式偷偷地反抗近親結合。雄性和雌性的領航鯨（pilot whale）一輩子都在自己的領地里，但所有孩子的父親都來自其他的領地。
第三：親緣識別 動物學家在實驗室里搭建“招親”場地，讓某種動物可以在不同異性之間選擇中意的配偶，結果發現它們通常都會避免選擇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同窩同巢的異性伙伴。
第四：延遲成熟 當親生父親被其他年輕的雄獅取代之后，雌獅的發情期會提前；當異性父母被移除之后，白足鼠的成熟會加快。人類社會中也有類似的現象：在父親缺失的單親家庭中，女兒的青春期會提前，雖然具體的原因尚不清楚。
2005 年，普茜系統地回顧了靈長類中廣泛存在的亂倫回避行為，發現跟人類關系最為密切的靈長類中，直系親屬之間的亂倫行為幾乎不存在。于是她毫不猶豫地得出結論說，在人類出現前，作為一種自然選擇的行為，回避近親交配就已經廣泛存在于其他動物之中了。
文明的無力：青梅竹馬的悲劇
按照韋斯特馬克的觀點，打小生活在一起的孩子，長大之后會形成彼此之間的性厭惡，進而表現出亂倫禁忌的行為。即使他們之間沒有任何親緣關系，但是共 同生活的經歷會被作為一種親緣線索，促使他們避免跟青梅竹馬的異性結合。如果文化習俗強令彼此結合，由于有性厭惡的存在，可能會導致他們婚姻生活的不幸。 斯坦福大學的人類學家伍爾夫（A. P. Wolf）和謝弗（J. Shepher）的經典研究有力地支持了韋斯特馬克的這個假設。
人類學家對亂倫禁忌的研究，常常通過分析某些社會的婚姻現象進行，伍爾夫等人的研究也是這樣。20 世紀60—90 年代，伍爾夫等人對日據時期臺灣的童婚現象進行了長達30 年的調查，調查對象多達14 000 人。在童婚制度下，女孩子通常在4 歲之前就被送到未來的丈夫家，跟自己的小丈夫一起生活，然后到17 歲左右舉行婚禮。除了童婚制度之外，另外兩種婚姻習俗是從小不認識的男女長大之后訂婚，婚后或在夫家居住，或在娘家居住。
伍爾夫發現，童養媳的生育率比普通女性低25%。相比于普通女性，她們更可能背叛自己的丈夫，她們的離婚率則比普通女性高3 倍。影響婚姻幸福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女孩被收養的年齡：年齡越小，長大以后的婚姻生活就越不幸。如果她們被收養時年齡在3 歲以上，以后的婚姻生活通常跟普通婚姻沒有太大區別。而在這種童養媳制度中，男孩和女孩見面時的年齡則對男孩以后的婚姻沒有影響。
跟其他女性相比，童養媳的健康水平并不差；同時，有的童養媳由于某種原因后來跟別的男人結婚，她們留下的后代數量跟普通女性沒有差別。這就排除了造成童養媳婚姻不幸的其他兩種替代假設—她們本身健康不佳，或者在收養家庭中壓力過大。
正如伍爾夫明確指出的那樣：“韋斯特馬克的批評者認為亂倫禁忌會阻止人們做他們想做的事，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亂倫禁忌是一種心理上不可避免的情緒表達，不管社會是否認可。”
幾乎就在同一時期，謝弗對以色列的基布茨公社（Kibbutz）進行了深入研究。在基布茨公社里，所有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都被受過訓練的護士專門看護，他們一天里大約22 個小時都待在一起，這樣的社會生活一直持續到青春期。
謝弗對65 名基布茨成員的觀察表明，沒有任何成員跟同一公社中的異性有性行為或結婚。而且大家對性行為的回避都是自愿的，公社中不存在對性行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 裁，無論是來自導師、父母還是其他同伴。對211 個基布茨公社的2 769 對已婚男女進行調查，謝弗發現其中幾乎沒有任何一對男女來自6 歲以前同一個公社的同伴群體。有13 對男女曾經在同一個公社待過，但其中8 對是在6 歲以后；另外5 對是在6 歲之前，但一起待過的時間不超過2 年。
跟伍爾夫的發現一樣，謝弗的研究明確地支持了韋斯特馬克的假設，即無論是在沒有文化壓力的基布茨公社，還是文化鼓勵男女結合的童婚制度下，幼年時期的共同生活會導致男女在成年以后彼此之間性吸引力的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