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本書作者加藤嘉一是一名曾旅居中國多年的日本人，以北京為據點，在眾多知名媒體上發表言論。加藤先生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這對他深入中國社會起到了決定性的幫助。并且，加藤先生在中國已出版了數本著作。積極的社會言論活動使得加藤先生在中國的知名度和人氣急劇上升，他的見解和觀點已成為中日關系民間交流的重要聲音。

本書最初是在加藤先生的祖國——日本出版的，原本是加藤先生寫給日本讀者的一本書。此次引進本書，除了看中了加藤先生在中國的高人氣以及出眾的社會思索能力，也希望能夠讓中國人了解加藤先生以及其身后的日本社會對當代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看法。加藤先生非常高興這本書能被中國引進出版，欣然為本書中文版作序，并且為中國的讀者增加了不少新內容以及提供圖片，使本書內容更為充實。

本書的日文名直譯為《我愿做日本海的橋梁》，加藤先生的心愿是成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橋梁，消除彼此間的憂慮和偏見，為兩岸送去一股清新的風。

為此，編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本書日文版的內容，對一些有爭議的內容和提法也盡量按照原文直譯，以求向大家展現本書原貌和作者的真實觀點，希望本書能夠給中國讀者帶來一些思考，能夠為中日兩國之間的民間相互了解和友好交流貢獻些許力量。

編  者

2013-11-26

序言

“聽說一家香港的電視臺正找學生接受采訪呢。你要不要去試試？”

時間是2005年4月10日下午剛過4點。

一個韓國留學生跑來這么對我說道。當時我正在北京大學校園里的操場上跟朋友們踢球，是相當平常、美麗的傍晚。之所以我連當天的日期都記得一清二楚，是因為前一天在北京的中關村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游行”，游行隊伍集體走到位于建國門的日本大使館，并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向它表示抗議。而當時就任北京大學日本人協會會長的我親自來到游行的現場，至今記憶鮮明，令人深思。

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中關村，是一塊類似于美國的波士頓和硅谷合體的區域。這里集中了幾所著名大學、研究機構和IT企業等，而且旁邊就是繁華的家電產品商場，所以也很像日本東京的秋葉原。近幾年，中關村的發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而且這里距離北京大學也很近，以我的步速不到10分鐘就能走到。

“電視臺？干嘛讓我去？”

“聽說他們想找昨天去過反日游行現場的學生，特別是想讓關心反日游行的日本學生發言。”

作為一個日本人，我當然對“反日游行”的動向保持著密切的關注。有些意見不但只有身為日本人的我說得出來，而且有些誤會我也想跟中國人解釋清楚。我從小就是表達欲望和行動責任感相對強的一個人。這一點，過去，現在，將來也不會發生任何本質、內在的變化。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更新自己罷了。

“好的，知道了，我說說看。”雖然一口答應下了這個突如其來的提議，不過還是完全沒有自己即將登上中國電視節目的實感。

過了不到5分鐘，我口袋里破破的的手機突然響了。不是北京的號碼，是沒有看到過的號碼，有預感，打電話給我的果然是電視臺。他像發射連珠炮似地告訴我自己是香港的電視臺鳳凰衛視，節目是晚上10點半開播的《全球連線》，節目是直播，直播連線北京和香港，跟主持人對話，上節目時必須要穿西裝以及幾點準時到達演播廳等等。可能是趕時間吧，說完對方馬上掛斷了電話。

我來到中國已經兩年了，由于曾經瘋狂地學習過漢語，所以語言表達上沒什么特別擔心的，有著一定的自信心。然而這次的節目是有關“反日游行”，是極其敏感的政治話題。到底主持人會拿什么問題問我？我又該如何回答？一時間我不知所措。在遠離故土的北京，沒有一個人能告訴我這些答案。

瞅了一眼手表，距離進入演播廳的時間還有4個多小時。沒問題，時間還很充足，可以調整狀態，做出充分的準備。我始終相信一個道理：充分的準備高于一切。

我回到房間，慢慢閉上眼睛，大大地做了2次深呼吸。隨后我換上跑鞋，來到了北京的大街上。

在進入思索之前，我決定先出去跑一跑。

由于從中學起就投身于中長跑以及長距離接力賽跑的訓練，我至今仍然把跑步當作每天的必修課程。對我來說，跑步與呼吸一樣重要。不僅是為了保持健康，對我而言，長跑讓我的精神回歸平穩，給予我與自己的心靈進行對話的寶貴時間。每當我心生困擾時，每當我遇到巨大的障礙時，我總會通過跑步找回真正的自己。所以這一天也是如此，在熟悉親切的北京城跑了大約1個小時后再回來沖個熱水澡，我發現心中的迷惘早已煙消云散。我準備好了。

當天晚上9點45分，我進入位于當時做日語外教的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附近鳳凰會館的演播室，先與香港演播廳的胡一虎用電話做事前溝通。人稱“Tiger”的他，是在整個中國都享有極高人氣的主持人。后來，一虎大哥一直很支持著我，關照著我。我很感謝他。

“加藤先生，今天晚上拜托你了。錄節目的時候我不會問你中日之間難以回答的問題，你只要把在“反日游行”現場看到的以及當時的感受如實地說出來就行了。”

中國的電視節目，事先的溝通工作就只做到這一步。既沒有日本的電視臺那種厚厚一本的演出安排，也沒有劇組人員為你設計“動作”，幾乎所有節目都是實打實的錄制或直播，一舉定勝負。雖然現在的我已經認為這樣是理所當然了，但那個時候還是覺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鮮而緊張。

晚上10點半，節目終于開始了，演播廳連接香港、北京和上海，三地直播。

位于香港演播廳的胡一虎主播這樣對我問道：

“加藤先生，聽說你昨天去看了‘反日游行’？”

“是的，我去了。”

“你為什么要去呢？”

“作為日本人，到底還是想知道游行是什么樣子，而且如果不自己親眼看一看的話，也就不能理解參加游行的人的主張。”

“你沒感到人身危險嗎？”

“沒有感到。在大學里的中國朋友們對我都很友好。周圍的日本留學生，雖然多少有些擔心，但生活得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