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當今社會的財富觀

工資之后，我們講下財富觀。所謂“財富觀”，就是中國當今社會對于財富的看法。

很簡單的一句話可以總結出當今中國財富觀的現實——社會更側重存量資產而非增量資產。在房價高企和物價高漲的年代，你去參加某某社會活動，會發現本來就有錢的人將更加受人尊敬，而即使你增量較大是個月入上萬甚至幾萬的海歸留學生，只要你之前沒有財富的積累，那么在任何需要經濟實力來比較的場合比方說相親中，你都將處于弱勢地位，因為當今社會存量資產的意義遠遠大于增量資產。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更能夠理解在未來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如下種種怪現象還將屢見不鮮且大行其道：男女青年相親時以男方的家庭資產作為女性擇偶的主要標準；月入幾萬的大學畢業生買不起房子；家里有幾套甚至十幾套房產的青年人開著寶馬車去上班領取著兩三千的月薪……這都歸結于我們當今過分看重存量資產而非增量資產的殘酷現實，換句話說，社會大多數情況下只看你有多少而不看你掙多少。

三．驚天動地的房價“走勢”

在中國工作和生活，房子和房價是繞不開的話題。

在這場還在延續的中國當代驚天動地的房產浪潮中，我們知道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是高房價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賣地收入一直以來就是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卻為何從2000年前后才對高房價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呢？為什么不早幾年或者晚個十年？很顯然，在靠近2000年的那幾年，必定出了“大事”，導致了地方政府開始大量缺錢。

古來國家維持運轉主要靠稅收，當今的中國也不例外，這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中國歷朝歷代，苛捐雜稅層出不窮，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方告一段落。從1949年開始，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產業工人為國家建設兢兢業業而基本是無私奉獻的工作所積累的財富，當時稅負實際上少之又少。

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兩腿并行，一面維持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單位對自己的供血能力，一面增加稅收收入。而在允許占少部分的私營經濟相對發展不久之后，公有制的弊端導致在市場相對充分競爭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紛紛虧損嚴重，使得國有企業喪失造血能力，入不敷出，不但不能為財政做貢獻反而成為財政的包袱，而龐大的行政開支又每時每刻都在消耗著國家財政，于是，國家沒錢了。

要解決這個燃眉之急，第一步便是國庫券的誕生，發生在80年代中后期。但國庫券這樣的公債畢竟基數太小而且遲早要兌現還給購買人，最直接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稅收上，而中央稅收成了重中之重。增加稅收從90年代初到現在二十年來，一直在增強，從未間斷，也沒有緩和的跡象，每個人都會發現身邊的稅種越來越多也愈收愈重。

從1994年開始我國稅收主要以分稅制為主體，來加強稅收分配制度，說白了就是三級稅收制度：中央政府主要承擔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的職能，占稅收總收入的60%；省級和縣級地方政府更主要的在資源配置上發揮作用，分別占稅收收入的15%和25%。在1993年分稅制改革前，全國稅收總額分配比例大致為：中央20%，省15%，縣65%。顯而易見，中國始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將中央和地方縣級政府的稅收收入比例做了個對調，也就是中央得到全國稅收大頭，省政府維持不變，原來得到大部分稅收的縣級政府現在只得到個約莫25%的小頭。

因此縣級地方政府開始缺錢了，特別是從1998年中央開展了嚴格的稅收法制建設，強制結束了1994年之前的包稅制而落實了之后的分稅制，這才使得稅收大頭真正的落入了中央國庫。這就是2000年之前發生的“大事”，此時沒錢的縣級地方政府開始到處籌錢。首先利用一切可能將手頭的地方國有企業紛紛賣給私人和外資，并同時將鄉鎮等集體企業賣給個人來換得現金。但是在2000年前后經過兩三年時間，這點家底也賣的差不多了，唯一能填飽地方財政胃口的就只剩下土地了。

此后從2001年開始，靠賣地來獲得土地出讓金則成為地方財政的首要任務，這期間最早于1999年就開始嘗試高價賣地的始作俑者，有江蘇的地級市宿遷和省會城市南京，以及湖北的武漢，此后才全國紛紛仿效之，很快蔓延開來。

可見，房價高企的直接原因是三級稅收分配比例的不合理。中央稅收過高，本來收取稅收總額20%左右卻多收了近40%，導致國庫異常充足，國富。而原本獲得65%稅收大頭的縣級地方政府現在卻只分被配到了25%的稅收收入，導致縣級地方政府無限的想方設法增加收入（炒高賣地費用），增高現有稅種特別是房地產稅的納稅基數（房價），其直接結果就是民窮，三代人幾十年的收入全部用來買一套房子。

因此，稅收分配不改革，高房價的現狀就不會改變，此為高房價的本質，與我們奮斗中的職場人士息息相關。明白了以上房價的本質，我們就可以對房價趨勢有個大致的判斷，而不會死等房價暴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