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索的尋找并不順利

五年來程竹收到了許多號稱可以幫他找到女兒的線索，但總要給對方一點錢，甚至18元：“那人說‘我欠了18塊錢話費，你給我充上之后電話聯系’。”程竹給他充了話費，電話再也沒通過。最多的“線索費”是5000元，之后線人就消失了。

線索的尋找并不順利，程竹也慢慢接觸到更多的心態：“同行的一位福建家長，孩子被拐走了，隔壁則買了個孩子。他想報警，又顧慮重重，畢竟鄰居幾十年，得罪了大家都難堪。”他把失去孩子的家長分為五類：坐家里等的，有線索就去看看沒線索就純粹的等待；指望公安破案的，還保持著許多的幻想；認命了的，不再找孩子，甚至連等都不再等；還有一類就是不服輸的，四處奔波，哪怕希望渺茫；最后一種已經在絕望中心理變態了：“個人的力量太渺小，社會的力量也不夠重視，不如讓拐賣發生得更猖獗，這樣就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了。孩子丟的越多，我們找孩子找回來的希望越大。”這種說法讓程竹覺得匪夷所思：“走這一路，什么樣的家長都碰到了。”

他還是不服輸，盡管這一萬一千公里路并沒有給他尋找女兒帶來什么線索。這是個不幸的事實，程竹的心態是積極的，也是無奈的：他一共做過三次DNA檢測，最初的檢測只提供14位結果，全國DNA信息庫建立后，規定必須達到18位，他只得又做了兩次。檢測費用是政府承擔，但程竹說：“里面水深得很”。普通百姓只看到抽了血，但是否檢測，檢測之后是否入庫，都不知情——沒人給你答案。

在武漢，一個電視臺記者請他們說出最想說的一句話，幾個家長異口同聲：買方有罪，要求立法！然而法律何時才能更改？想有一個男孩傳宗接代的社會風俗何時才能變遷？程竹也沒有答案。1月底，程竹回到家中。他說，他想再去西部走一圈，尋找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