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精彩試讀  

第一章  帝國遲暮、第二章 奧斯曼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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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國遲暮

1400年圣誕節，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宮舉行了一次宴會，不僅為了慶祝佳節，更重要的是為了歡迎他的一位特殊貴客—希臘人的皇帝（有時候也被稱作羅馬人的皇帝）曼努埃爾二世［Manuel II Palaiologos（Palaeologus）］。后者已經游歷了意大利，并曾于巴黎短暫駐留。期間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將盧浮宮妝點一新，以款待這遠道的貴賓，連索邦神學院（Sorbonne）的教授們也因能與如此博學多識的帝王會晤交流而感到歡欣不已。

英國人為拜占庭人的高貴舉止所傾倒，他們潔白如玉的長袍也令人們印象深刻。然而，盡管皇帝身份高貴，頗得好感，英法兩國王公貴族們卻只能令其敗興而歸—皇帝此行專為祈求西方基督教國家援助，以對抗東方入侵的穆斯林異教徒而來，然而他的夢想落空了。亨利國王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亞當（Adam of Usk）回憶道：我細細忖量，如此高貴的基督教貴族卻被東方的薩拉森人逼迫得走投無路，以致要遠赴西方乞援，這是多么可悲。哦，古羅馬的榮耀如今何在？

確實，古羅馬帝國早已今不如昔。雖然曼努埃爾是奧古斯都及君士坦丁光榮的繼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可以在羅馬世界呼風喚雨的時代已然逝去。對西歐人而言，他們僅僅是希臘人或拜占庭的君主，已經無法與西歐新興的君主們等量齊觀。直到11世紀拜占庭依然是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是基督教世界抵御穆斯林沖擊的中流砥柱。拜占庭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他們的角色，直到11世紀中葉東方的土耳其人興起。與此同時，西方的諾曼人也開始嘗試入侵拜占庭。拜占庭帝國陷入了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以帝國意大利領土的失陷為代價，諾曼人終于被擊退了；然而對土耳其人，帝國則永久性地失去了帝國的糧倉與兵源地—安納托利亞（Anatolia）。此后帝國一直面臨兩線作戰之虞，而十字軍運動的興起令局面更加復雜。雖然作為基督徒，拜占庭人對十字軍抱有好感，然而他們長期的政治經驗證明應當對異教徒保持一定寬容并允許其存在。十字軍倡導的圣戰在拜占庭看來反而是危險的和不切實際的。

當然，拜占庭人也希望通過十字軍獲得好處。然而，這一切需要以實力作為基礎。拜占庭繼續以強權面目出現，不過其國力已經開始不斷下降了。在那個充滿戰爭沖突的年代，安納托利亞的喪失，迫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愈發依賴外國盟軍與雇傭軍，而后者是需要以商業特權或金錢作為代價的。這一切不幸又發生在帝國經濟衰退的年代。整個12世紀，帝國看上去似乎依然是富裕和強大的，市場港口商賈如云，皇帝依然受到尊敬。但是，拜占庭既不支持穆斯林對抗十字軍，也同樣對十字軍缺乏熱情，這就埋下了憂患的種子。同時，11世紀，宗教分歧也加劇了東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矛盾。至12世紀，天主教會與東正教會已經明顯地處于分裂狀態了。

真正的危機是十字軍帶來的。1204年，在軍隊領袖野心的蠱惑下，出于威尼斯人的嫉妒與貪婪，出于天主教會對東正教會的敵意，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國的十字軍反戈一擊，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廢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國。這一事件終結了東羅馬帝國的強國地位，雖然其并未徹底滅亡。大約半世紀后，流亡至小亞細亞西部的拜占庭勢力（即尼西亞帝國）奪回了君士坦丁堡，擊敗了拉丁帝國。似乎拜占庭帝國又迎來了偉大的復興。然而，米哈伊爾八世的政權（即帕列奧列格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已經沒有了昔日的強盛。它還依稀保留了一些過去的威名，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新羅馬”，是東正教的中心。拜占庭皇帝，至少在東方人看來，依然是羅馬人的皇帝。實際上，拜占庭已經淪為了一個普通王國，甚至在希臘人世界中亦不是唯一的統治者。在它的東面，有事實上獨立的特拉比宗王國（由拜占庭科穆寧皇室后裔在1204年建立），后者擁有豐富的銀礦和與大不里士（Tabriz）的傳統商路。在色雷斯地區，出現了伊庇魯斯專制君主國（同樣由前拜占庭皇室后裔建立），它一度與尼西亞帝國展開收復君士坦丁堡的激烈競爭，甚至曾經兵戎相見，不過最終也走向衰敗。在巴爾干，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成為另外兩大勢力。而在希臘本土與周邊島嶼上，意大利人的殖民地與法蘭克人的貴族領地星羅密布。為了驅逐威尼斯人的勢力（其為十字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后黑手，遭到拜占庭人的普遍厭惡），拜占庭政府引入熱那亞人，后者則要求貿易特權，首都北部的加拉塔（Galata，或稱佩拉Pera）商業區隨即為熱那亞人控制，熱那亞商人順理成章地掌握了拜占庭商業命脈， 令帝國的財政進一步雪上加霜。而帝國四周可謂險象環生：在意大利有前拉丁帝國的復辟勢力，巴爾干的斯拉夫王族們則覬覦著皇帝的頭銜。東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時間，這某種程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國。不過在偉大的酋長奧斯曼的率領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為了帝國的勁敵。因為西部的軍事威脅，拜占庭不得不將多數財力人力投入其中，以致忽略了東部的防御，這為奧斯曼人在小亞細亞的擴張提供了良機。

14世紀對拜占庭帝國而言是一個災難性的世紀。強大的塞爾維亞王國一度有并吞拜占庭帝國的趨勢。而雇傭軍卡特蘭軍團的叛亂（Catalan Company，即“加泰羅尼亞軍團”）令諸行省一片狼藉。帝國長期陷入內戰之中，各王室成員爭權奪利，內斗不止。例如約翰五世在其五十年的皇帝生涯中（1341-1391），先后三次被廢黜，一次被他的岳父，一次被他的兒子，另一次是他的孫子。 禍不單行的還有瘟疫。1347年伴隨內戰爆發的黑死病，奪去了帝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奧斯曼土耳其則利用拜占庭與巴爾干諸國的混亂大肆擴張，至14世紀末，其勢力已經抵達多瑙河畔（Danube），拜占庭已經淪為土耳其領土環繞下的孤島。此時的拜占庭，實際控制地區只限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的幾座城鎮，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鎮，幾座小島，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ca，帝國第二大城市）以及伯羅奔尼撒半島大部。那里是由皇族統治的摩里亞君主國，它在從法蘭克人手中收復失地方面取得了小小成功。在這些拜占庭勢力范圍中，還間布著一些拉丁帝國遺留的封建領地，佛羅倫薩公爵依然統治著雅典而維羅納王子們占據著愛琴海諸島。其余的拜占庭原領土則早已被土耳其人奪取。

出人意料的是，雖然此時期拜占庭國力衰弱，然而文化藝術領域卻頗為多產。帕列奧列格王朝也可算一個重視學術與藝術的朝代。例如君士坦丁堡科拉教堂（Church of Holy Savior in Chora）保存的14世紀初期壁畫與馬賽克鑲嵌畫，就足以令同時期意大利藝術相形見絀。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薩洛尼基,還擁有大量同等水準的畫作。當然，藝術創作會受到資金短缺的困擾。帝國的財政已是江河日下，大不如昔了。1347年約翰六世的加冕禮上，其皇冠的寶石居然是用玻璃代替。至14世紀末期，經濟拮據對文化藝術的負面影響開始彰顯。在這期間只有伯羅奔尼撒的米斯特拉斯（Mistra）地區和阿索斯山（即希臘圣山 Mount Athos）附近涌現出新建的教堂，其內部裝飾也較過去節儉。當然學術領域相對較少受到財政因素的干擾。君士坦丁堡大學在13世紀末被帝國賢臣賽奧多利•梅托切特（Theodore Metochites）重建，在他的大力倡導與支持下，14世紀初拜占庭涌現了一大批優秀學者。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歷史學家尼基弗魯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神學家格里高利•帕拉馬斯（Gregory Palamas）、神秘主義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哲學家德米圖斯•西多內斯（Demetrius Cydones）與阿金迪納斯（Akyndinus）—都曾在君士坦丁堡大學深造并受賽奧多利的影響。約翰•坎塔庫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被認為是他的繼承者，雖然部分精英對其篡位行為頗有微詞。這一時期的拜占庭知識界，學術氣息濃厚，人才輩出，論爭自由，并且很好地繼承了兩千年以來的希臘學術傳統。他們討論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討論語義學與邏輯學，自然，也會涉及神學話題。但東正教傳統對哲學往往心存顧慮。雖然優秀的神父一般也愿意接受哲學教育，并且運用柏拉圖式的修辭學與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論，但他們的神學是隱晦而非直接的。既然上帝的存在已超出了人類認知范圍，哲學對于解決宗教問題也就顯得力有不逮了。然而，到了14世紀中期，學術界出現了分裂。部分學者受西方羅馬教會的影響，開始攻擊東正教及其神學理念（尤其是其中神秘主義的部分）；另一部分學者則極力維護東正教傳統，昔日的朋友成為了論爭中的敵手。“改革派”往往帶有一定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色彩，而“保守派”（代表為帕拉馬斯）則顯得更加因循守舊，后者在僧侶與普通民眾中獲得了大量支持者。不過“保守派”中也包括諸如約翰•坎塔庫震努斯、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這樣的人文主義者，因此，“保守派”占據上風并不能簡單地定性為蒙昧主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