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 資料顯示1996年到1998年你的電影票房不好， 這對你是個打擊嗎？

彭丹： 這個是不準確的。 我是1995年出道， 怎么可能1996年電影票房不好？有個《東方日報》的記者說， 那幾年香港報紙沒有彭丹的新聞就賣不出去。 《東方日報》 和 《蘋果日報》一直是對頭， 唯有我一個是雙方都說好的。 香港是在商言商的地方， 沒有市場需要， 他們不會這么做。 我在香港拍的電影票房一直很好。在內地：“我選了另外一條路， 可能是繞遠路了， 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 完全不靠觀眾認可自己的東西去走市場， 但我覺得充實。 ”時尚、 前衛往往是和 性感結合在一起， 這沒有什么錯， 一個女孩時尚性感 絕不意味她人品怎樣， 你要看本質， 別看露不露。

M.C.： 那你為什么在1999年選擇到內地拍片？

彭丹： 我在最紅的時候離開了香港。 在茱莉亞藝術學院我學導演， 有自己的想法， 但香港的電影太窄了 ， 我很想拍新的東西， 譬如歷史劇， 有厚重感， 主旋律也是一種。 當時正值建國50周年， 中影集團要拍 《開著火車上北京》 ， 導演于曉陽向韓三平推薦了我。

M.C.： 他是如何從你拍的那些性感的電影中發掘你其實可以演這樣一個樸素的勞動婦女的角色？

彭丹： 他覺得真實感不是來自我塑造的角色， 而是通過我的表演本身表達出來的。 尤其他接觸到我本人， 覺得我身上有正義的東西。 那天我穿得很隨意。 導演說， 見別的女演員， 一說是演火車司機都穿得特別土， 只有我平時怎么穿那天照舊怎么穿， 跟火車司機不搭調。 就像我去山區做慈善依然穿長裙， 拿iPhone， 不能一去山區就穿布衣、 布褲， 那不是形式主義了嗎？ 我覺得于曉陽導演是個很有才華的人， 能透過現象看本質。

M.C.： 演女燃氣機車司機， 對你來說難嗎？

彭丹： 需要了解那段歷史。 這個角色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當時的執著和奉獻精神對我們當代人來說是有啟發的。 我們總是計較得失， 不愿付出， 聰明人越來越多， 我覺得社會需要傻和 “二” 的人。

M.C.： 來內地拍片， 片酬比香港低吧？

彭丹： 《開著火車上北京》我的片酬不及我在香港的五分之一。因為劇本吸引我， 角色吸引我—— 女火車司機， 從來沒演過。 最初我很不習慣。香港商業氣濃厚， 全部講究效率，說話都很直接， 但內地不是這樣的，拍《開著火車上北京》時， 一場戲前一天沒拍完第二天接著拍， 但拍時發現燈打反了， 換景時我就跟導演說了 ， 全場忽然安靜下來。過幾天我又指出了一個化妝師的錯誤，慢慢發現好多人不跟我說話了。 導演找我談， 說， “你身上有很多優點， 真誠、 熱情、 對藝術的追求， 但你不會處理人際關系， 譬如燈光的事情， 你不該吱聲， 如果你一定要跟燈光師講， 那就應該拿著一條煙兩瓶酒找到他說， 你燈打得太好了， 如果換一下會更好—— 先表揚再說重點， 就像我跟你談的一樣。 ”我曾經不明白為什么要這么復雜， 但現在社會慢慢進步， 我也慢慢適應一些， 說話不再那么直接了。

M.C.： 之后你再也沒有去香港拍過戲， 為什么？ 中間不曾有過猶豫和反復嗎？

彭丹： 因為拍完第一部立刻有第二部、 第三部找上來， 而且每一部都不一樣， 我覺得有挑戰。 香港一直有片子邀我出演， 但我覺得內地更有我發揮的余地。 就像你一直吃一種飯，今天這撥人看到了， 明天那撥人看到了，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已經吃了多少天這同樣的食物了。 香港要我拍的片子肯定是以時尚性感為主， 但現在我選了另外一條路， 可能是繞遠路了， 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 完全不靠觀眾認可自己的東西去走市場， 但我覺得充實。

關于 “洗紅” ：“我沒必要苦心孤詣地做什么。 ”

M.C.： 《南泥灣》毋庸置疑是主旋律電影， 但你在微博里又說這是個國產愛情片， 甚至有洗澡的戲份， 你在竭力為主旋律增添商業元素？

彭丹： 大家對主旋律有偏見， 覺得它必然要講某種政治綱領或者某個高大全的人物， 但愛情也應該是主旋律中的一種信仰， 我希望年輕人能在電影中感受到愛情的偉大。 我采訪過很多老紅軍， 他們中很多人年輕時為了革命， 沒能跟所愛的人在一起， 可能如果不去革命， 就能相守到老， 他們是為了革命犧牲了愛情， 這讓我很感動。 加入商業元素也是很早就開始的考慮， 因為它需要更接地氣。